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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册 北宋卷 第一辑 帝王篇（第2页）

在赵炅身上，最大的历史争议事件，无疑就是"斧声烛影"事件了。

"斧声烛影"指的是赵匡胤去世和赵炅继位两件历史谜团，在宋朝正史和宋朝的私人著史中，关于"斧声烛影"的记载有多个版本，但是这些记载多是真假难辨，缺乏明确的史料证据支撑，也因此对"斧声烛影"的真相，历来都是众说纷纭，时间不能回溯，历史没有绝对真相，我们只能在众多历史线索中抽丝剥茧，寻找最有可能接近真相的那个猜测。

综合各个版本的"斧声烛影"进行分析，本着"少数说法服从大多数说法"的原则，大概可以找出以下几个基本相同之处。

在赵匡胤死前的前一晚，召见赵炅在皇宫饮酒，太监、宫女、侍卫都被屏退，只有兄弟二人在场，当时天降大雪，皇宫里的人透过窗户，远远看见赵匡胤和赵炅饮酒的那间屋子里，赵匡胤在摇曳不定的烛火下，挥舞柱斧的模糊身影，还隐隐听到柱斧劈到地上的砍击声音，当晚，赵匡胤大醉，赵炅也回到自己府上。次日天，赵匡胤被发现在睡梦中无病暴毙，由于赵匡胤生前没有立储，赵炅打破了"父终子继"的传统，以赵匡胤生前曾答应杜太后"赵氏兄弟轮流做皇帝"的理由，以弟弟的身份继承大统、正式称帝。

在这件事上，疑点重重，但归根到底主要有两个争议：一是，赵匡胤究竟是怎么死的？二是，赵匡胤生前有没有传位给赵炅的打算？

关于赵匡胤的死因，首先基本可以肯定的是，赵匡胤在临死前身体一直很健康，无论是被人谋杀，还是因病猝死，赵匡胤的死都属于突发事件，还可以基本肯定的一点就是，在赵匡胤死的时候，赵炅就已经离开皇宫，有不在场证据，而且赵匡胤身上也没有任何外伤，就是临死前一晚，和赵炅曾有肢体冲突的嫌疑，也基本可以被排除。对赵匡胤死因最大的质疑声，就是他是否被人暗中下毒导致毒发身亡，假如赵匡胤是被人毒杀，那么赵炅无疑是最大嫌疑人，因为其既有充分的投毒机会，也有充分的动机，至少从后来的结果来看，赵炅无疑是赵匡胤死后的最大受益者，以现有的历史证据，只能说谋杀赵匡胤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并不能排除赵匡胤不是死于毒杀，也不能排除赵炅的谋害嫌疑。

那么赵匡胤生前有没有传位给赵炅的打算呢？

如果从确切的证据来看，赵匡胤生前从来就没有对外表露过，将来会传位给赵炅，至于说，赵匡胤曾答应自己母亲杜太后"赵氏兄弟轮流做皇帝"这个说法，细究起来也经不起推敲，首先就是杜太后在赵匡胤称帝的第二年就去世了，当时赵匡胤也才只有三十出头，正值年富力强，远远还没到该讨论接班人这个问题的时候。其次就是这个说法最早的记载也是赵匡胤当上皇帝好几年后才出现的，从时间线上来看，极有可能是赵匡胤为了平息自己得位不当的舆论而杜撰出来的一个说法，而赵匡胤临死前也没有留下任何遗诏，说要将皇位传给谁，至少《宋史》中的"太祖本纪"、"太宗本纪"中均未提及宋太祖的遗诏之事，至于一些野史记载赵匡胤临死前曾立过遗诏，并不可信。

但是如果从赵匡胤生前的一些布局来看，他至少应该曾把赵炅当做皇位接班人的备选方案之一，而且应该还是特别靠前的备选人。

赵匡胤有四个儿子，但是其中两个年幼夭折，剩下的两个皇子，其一是次子赵德昭，为赵匡胤结发妻子孝惠皇后贺氏所生。其二是四子赵德芳，为赵匡胤第二任皇后，即孝明皇后王氏所生，这赵德芳也是《杨家将》《三侠五义》等戏曲演义作品中"八贤王"的人物原型。

所以在赵匡胤临死前主要有赵炅、赵德昭、赵德芳这三个主要的皇位候选人。

其中，赵德芳年纪偏小，资历、能力均不足，基本可以排除了。

所以，赵炅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赵德昭，但是，从赵匡胤称帝建立宋朝之初，直到赵匡胤去世，赵炅在朝廷的实际地位和权力，都是仅次于赵匡胤，远远甩开其他人一大截的，这其中也包括身为皇子的赵德昭。而且，宋朝建立后，赵炅一直都在朝廷中枢协助赵匡胤处理国事，是被公认的"常务副皇帝"，但是赵德昭在赵匡胤在世之时，不但在名义上始终没有当过太子，甚至都没有被封王，更没有实际上的太子地位和权力。

所以来说，尽管不能证明赵匡胤在生前，有传位给赵炅的确切证据，但是赵炅无疑是赵匡胤生前最重视、也最委以重任的一个皇位备选人，而这也是赵炅即便在"名不正言不顺"情况下坐上皇位，依然能够牢牢稳定住朝局的主要原因。

5、赵炅（下）：崇文抑武的弊端

很多人都简单的认为"斧声烛影"只是一场围绕着赵匡胤与赵炅两兄弟的的一场皇位交替悬案，尽管具有足够的历史传奇性，但是由于赵炅坐上皇位后，地位一直稳固，完全没有引起宋朝任何内部政乱，所以"斧声烛影"所带来的实际历史走向影响很有限，但其实不然。

"斧声烛影"不但始终笼罩着赵匡胤称帝后的举动，也直接影响了宋王朝在建国初年的内外矛盾解决思路，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间接的决定了宋王朝的立国格局。

首先，因为"斧声烛影"事件，赵炅始终无法为自己洗脱得位不当的嫌疑，无论这件事是不是赵炅的蓄谋，只要他洗脱不了自己的作案嫌疑，那么在客观上他就为后世子孙树立了一个不好的表率，这就好像唐朝的玄武门事变一样，正是因为有了李世民杀兄夺位在前，所以，后来唐朝因为争夺皇位而引发的政变层出不穷。

赵炅也深知这一点，他吸取了唐朝的历史教训，为了尽量避免宋王朝今后不会出现夺储政变，赵炅做了皇帝后，开始不遗余力的削弱皇族其他成员的权力，赵匡胤在位的时候，皇室成员的权力、地位还是很高的，等到了赵炅称帝之后，不光借故打压自己的兄弟、侄子，他还从国家制度上入手，以制度规则限制除皇帝本人外其他所有皇室成员的权力，宋朝的藩王既没有实际封地也没有兵权，就连爵位也要遵循嫡长子降级原则，藩王其他儿子的起步爵位也非常低。在宋朝，别说是亲王、郡王，即便是名正言顺的太子，所掌握的实际权力也远远弱于其他朝代的太子。

在国家制度上就限制了皇族其他成员乱政的隐患，所以纵览整个宋朝，自赵炅以后，皇室宗亲的权力存在感就变得很弱，至于戏曲演义里的"八贤王"，那也只是杜撰出来的，当不得真，这就是"斧声烛影"事件对宋王朝内部权力分配格局的影响。

再来说"斧声烛影"事件对宋王朝对外格局的影响。

众所周知，赵宋王朝是靠着军事政变建国的，所以从宋王朝建国之初就对武将充满提防，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和平收回了开国武将的大部分权力后，宋王朝在建立之初就面临着一定的人才困境，在赵匡胤还在位的时候，他既有出众的个人能力，也对自己的皇室成员抱有充分的信任。等到赵炅当了皇帝后，由于"斧声烛影"事件，他既延续了赵匡胤限制外臣武将权力的政策，又开始猜忌打压皇室成员，限制皇室成员的权力，这就导致在赵匡胤在位期间，宋王朝面临着很严重的人才危机，这个人才危机不是说没有可用人才，而是可用人才不被信任，在权力受限情况下做事，全部都束手束脚、难以施展，就必然难以有所大作为，尤其是对兵权的控制更是如此，不光赵炅一朝如此，整个宋王朝历代皇帝皆是如此，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宋王朝在面临契丹这一外部强敌的时候，表现的力不从心。

比如，中原被完全平定后，赵炅在大举北伐的时候，由于无人可用，他也不放心把几十万大军的兵权交给别人，所以只能自己领兵亲征，但是一来赵炅的军事能力，完全比不上赵匡胤，二来赵炅精力有限也不可能做到事事兼顾。

因为种种原因，赵炅在北伐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时候，兵败高梁河，并且中箭受伤，最后也只能无奈收兵作罢，此后虽然还有过北伐，但基本上都是无功而返，而这场对外战争也是整个宋王朝的对外战争缩影，不过，赵炅为了巩固自己的皇权统治，"崇文抑武"这条路是要贯彻到底了，但是随之出现的弊端也越来越多，最终牵连到了大宋的历代帝王。

6、赵恒（上）：御驾亲征非本意

赵恒，大宋王朝的第三位君主，一生共用过五个年号，依次为：咸平、景德、大中祥符、天禧、乾兴，是为"宋真宗"，其原名"赵德昌"，也曾改名过"赵元休"或者"赵元侃"。

如果说赵炅的一生都笼罩在"斧声烛影"事件下，那么赵恒的一生都笼罩在"澶渊之盟"这个事件中，从广义上来说，"澶渊之盟"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宋辽经过持续多年的对峙博弈，才达成的一个盟约。

赵恒登基后，继续推行赵匡胤和赵炅重文抑武的执政理念，继续削弱武将的权力，而在这一执政策略下，宋王朝的军队战斗力进一步有所下降。

因此，赵恒刚刚坐上皇位，就派遣使者前往辽东传达和谈的意愿。

但此时，辽国已经在太宗年间，先后在高粱河之战、雍熙之战两次击败宋军，气势、国力、以及国内政局正值兴旺时期，他们对赵恒的求和请求自然不屑一顾，在赵恒继位坐上皇位后的第二年，辽国就大举发兵南下"伐宋"。于是，赵恒派遣傅潜、张昭远、田绍斌、石普、杨琼等将领带领二十万禁军，北上抵御辽军侵略，并派宦官秦翰为军中督监，仅从赵恒在高级将领上的选择和排兵布阵上来分析，就注定了宋军面对这场战争，基本上很难取胜。

因为，赵恒出于对武将的猜忌，他在选择出征将领的时候，考虑更多的不是领兵打仗能力，而是他自己的信任程度，在赵恒任命的这些高级将领中，有一多半是与他们赵家有同乡之谊的河北人氏，而且这些将领大多数还都是赵炅还没当皇帝时的潜邸家臣，这些将领大部分既没有充足的实战经验，也没有很高的军中威望，更糟糕的是，赵恒对这些将领也依然抱有很高的猜忌之心，虽然明确了傅潜为主将，但是又给予了其他将领一部分制衡傅潜的权力资格。

所以最终实际情况是，宋军的军权相对比较分散，各路军队之间很难形成有效合力，而后来初战不利的事实，也证明了赵恒的这种安排的确是失败的。

傅潜抱着"避其锐气，击其怠惰"的战略方针，不敢与辽军主力正面较量，导致其他将领不满，对面辽军则上下一心一鼓作气一路南下，一直打到了河北中南部，在定州一带和宋军形成对峙。赵恒在开封收到前线战事不利的战报后，在朝中其他大臣的力谏下，决定北上亲征，因为战事紧急，赵恒很快就来到了河北大名府亲自督战，来到大名府后，在其他将领和大臣的一致弹劾下，赵恒罢免了傅潜的职务，并加以问责治罪，同时下令让全军进行反击。

赵恒展现态度后，宋军很快稳住战局，另一边，辽军这一次南下，本身就带有一定的试探性进攻意图，在感受到赵恒北上亲征宋军的强硬转变后，辽军主动撤退，赵恒的第一次亲政御辽，基本还算成功，在这之后三四年间，宋辽之间小冲突不断，互有胜负，但是随着辽军经过数年精心筹备，在赵恒称帝的第七年，辽圣宗与萧太后亲自带领二十万辽军，再次大举南下，他们以"不攻边城，竭力纵深"的战术策略，很快就直插中原腹地，一直打到了黄河北岸的澶州一带。

澶州就是如今的河南濮阳一带，距离北宋都城开封的直线距离，甚至不足三百里，可谓是兵临城下，面对辽军如此凶猛的攻势，当时朝中的很多大臣都主张向长江以南迁都，就连赵恒本人也动了迁都的打算，在这国家危亡时刻，宰相寇准及时站了出来，他反对迁都，劝谏赵恒再次御驾亲征，力主与辽军死战。

寇准认为，辽军的"不攻边城，竭力纵深"战术策略，虽然让他们得以集中兵力快速突破大宋千里纵深，但是他的左右两侧依旧是大宋领土，如果皇帝亲征，军心士气必然大受鼓舞，只要在澶州抵住了辽军主力的正面进攻，那么，辽军势必会陷入三面被围的境地，届时，宋军必然有必胜把握。

在寇准的极力劝说下，也为了不担丧权辱国的骂名，依旧心存疑虑的赵恒，这才不情不愿的决定前往澶渊城，被动的接受了御驾亲征。

可是呢，走到了半路，怯战的赵恒就又再次犹豫了，寇准做主把其他主战态度不坚决的大臣，全都调离了赵恒身边，再次竭力劝谏，方才说服赵恒继续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