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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金銮显威（第2页）

训话时，李善长、宋濂二人在场。富翁们退下去之后，朱元璋问道：“二位老先生，朕的这些话，都妥当吗?”

宋濂答道：“陛下以仁义治天下，方才一番话，处处体现了圣人治世之道。他们一定会谨遵不怠。老臣听来，也受益非浅呢。”

李善长答道：“陛下亲临接见，又赐酒饭，算得是仁至义尽了。”

“朕告谕此辈的话，是想勉励他们去恶向善。你们看，朕的话，他们会听吗?”

宋濂毫不犹豫地答道：“陛下如此降恩，倍极关爱，他们再不遵办，可就是丧尽天理人性了。”

“见利忘义的势利小人，防不胜防。”李善长有所保留，“只恐一次教诲，不可能使那些为恶者悬崖勒马。如能伴之以惩罚的举措，收效会更加显赫。”

“宋老先生，你赶快把朕的训词整理出来，出榜晓谕，让他们反复阅读，务期遵办。”

可是，这些受到皇帝接见的富翁，在饱享札部赐给的酒饭之后，只把皇上的接见和宴请，视为可供回乡夸耀的资本，个个沾沾自喜。不少人并不把皇帝训话的深意放在心上，磕头谢恩之后，回到家乡，我行我素，依然故我。

这次训话的结果，只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大多数人并没有理睬皇帝的告诫，这正是李善长所预料的，朱元璋得知这一情况之后，愤愤说道：“那些贪财奴，势利鬼。竟然把朕的教诲当成耳旁风！他们自找亏吃。怨不得朕不教而诛!”他与李善长等商议对策，决定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李善长趁机跟朱元璋讲了一个刘邦的故事：汉高祖刘邦定都长安后，曾将东方齐、楚、燕、赵、魏、韩六国的强宗大族。十余万口迁到关中。这样既加强了京城一带的经济基础，又削弱了六国贵族在地方上的势力，一举两得，被后来的史家称为“强本弱末”之术。

朱元璋一听大喜，决定认真效法。从洪武元年开始迁徙苏州富民，前后进行了多次，迁移户口达二十万之众。可怜这些富翁们，一旦离开土地远走他乡，所能带走的充其量只能是一点金银细软，房产田地则一概扔掉。转眼之间，成了等待分田的“贫民”。对于有劣迹的富民和乡村头目，不仅是迁徙，还要加上抄家，然后发送到蛮荒之地。对于劣迹昭彰、贪婪无厌，甚而鱼肉乡民的恶霸，则抄家之后，还要杀头。

占据江南以后，朱元璋曾在江浙、江西等地，实行过粮长制度。每万担左右的税粮，为一个纳税区，委派田粮最多的富户充任粮长。为了让他们忠诚地为朝廷效力，给了他们许多的优待，犯了死罪或者流徙之罪，只打一顿板子完事。甚至可以用金钱抵罪。孰料，财富加上优容，不少人成了为害一方的恶霸。有的把自己的赋税转嫁到民户身上，有的巧立名目敲诈勒索，甚而对农户吊打非刑。恶行一经查出，立即杀头不怠。洪武元年，一次就杀了一百六十多个粮长!

金华有个姓匡的首富粮长，口出狂言：“皇帝征粮百万，不及我一个田庄的收入。”这话被朱元璋知道了，暗暗记在心里。等到这位匡粮长解粮进京时，他含而不露地问道：

“匡粮长，你解的粮食在哪儿?”

首富答道：“霎时便到。”

朱元璋问道：“杀时——就到了吗?”

富户没听出话里的杀机，爽快地答道：“不错，霎时就到了。”

“好。给我推出去杀了!”

等到匡粮长醒悟过来，人头已经落到地上。他的家属闻报，四散逃亡，财产被人抢劫一空，闻名一方的大富翁，眨眼之间化为乌有。

另外，苏州首富沈万三一家的遭遇，同样无比悲惨。

沈万三兄弟多年来在海外作买卖，堪称是苏州首富。害怕朱元璋的屠刀落到自己头上，千方百计献钱纳贡，梦想用钱财买平安。为了讨好新皇帝，进献了一个聚宝盆，并表示愿意承担京城城墙三分之一的修筑费用，还可以捐资犒赏部队。朱元璋早就对沈万三支持张士诚心下怀恨，见他如此夸富，便想借故杀掉他。便说道：“一个庶民百姓，竟然口出狂言。要犒赏天子的部队，一定是个欺长犯上的乱民，罪当杀头。”马皇后认为，人家送礼出钱，没有犯死罪的道理。便劝说道：“妾听说，法，是用来杀那些不守法的，并不是用来杀不谦逊的。百姓富敌国君，自然是不吉祥。对不吉祥的人，上天将会惩罚他，皇上何必急于代天行罚?”几句话把朱元璋的满肚子气，说掉了一大半，便赦了沈万三死罪，全家充军到云南。沈万三所献的那个聚宝盆，被埋到了城门下边，作为镇门之宝。将原来的城门改名“聚宝门”。

朱皇帝毫不留情地对富户进行限制、打击、迁徙、甚至杀戮，与他的贫寒出身有着直接联系。饥寒时到富人门前求一碗饭吃，所遭到的冷落与呵斥，偷吃了富人家的牛犊所遭到的惩治，与同学恶作剧时，老师也不敢得罪富人的可怜相，托钵流浪时所遭到的白眼，甚至财主家恶狗对他的凶狠撕咬……都在朱元璋的心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正是这种恨富情结与他性格上固有的残忍联系到一起，才酿出了那么多不忍卒睹的惨剧!

本来想为穷人争地权、谋福利的朱元璋，没想到富户的田产被收没入官的同时，佃农也跟着遭了殃——成为无田可种的赤贫。他只得赶快分给他们一份土地，并号召广种桑麻，学种棉花，以做到衣食自足。除此之外，朱元璋还命令将百姓划分为五行八作等若干职业，按照职业确定户籍。使老百姓各安其业，各供其役，都能够自食其力。

除了发展农桑，朱元璋还下令保护工商业。当时的工业，不外乎采矿业和手工业，商业则主要是国内贸易。对国外贸易。则作了许多限制。为了交换方便，朱元璋统一了币制。大量铸造各种“洪武通宝”。由于铜钱携带不方便，加之原料不足，后来又推行钞币，即用桑皮纸印制“宝钞”，同时禁止民间用金银做交易。不幸的是，朱元璋并不懂得纸币要有金银做保障，却把印“宝钞”当成朝廷的特权，增加财政收入的有效手段。超量印制的结果是纸币贬值，人们拒绝使用“废纸”。“宝钞”不得不退出交换领域，重新使用金银货币。

为了使百姓知礼仪，朱元璋接受儒士们的建议，大力倡导教化，以教化推动治理。要求八岁以上的儿童一律入塾读书，学习洒扫、应对、射、御（驾车）、书、数。十五岁以上，学习（《诗经》、（《书经》、《礼记》、《易经》等儒家经典。甚至要求成年男子在一天劳作之后，晚饭后也要到“左庠”去听讲道德礼仪。老百姓犯了盗窃、斗殴等过错，由老人与里长共同调解。不听教诲者，可以用藤条竹批酌情抽打，但不得拘押刑罚。审讯要在夜间进行，白天放回，以免影响生产。

教诲惩罚之外，同时提倡扬善。对孝子贤孙，义夫节妇，里长、老人可以直接上奏朝廷。每里都要设“申明亭”和“旌善亭”，有罪过的将姓名写在“申明亭”上，有了善举，则张榜在“旌善亭”上。同时，每乡还设一个木铎（摇铃），由一个残疾人每月六次，在全乡巡回摇铃，高声吟唱六句为善去恶的唱词：“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勿作非为。”

朱元璋的仁心懿德，不仅施之于“小民”，对大臣，特别是有功的起义伙伴，除了加爵赏，赐田宅，还做些锦上添花的“善举”：自己用不完的年轻漂亮女子，赐给他们几个，供他们“消受”。

然而，令朱元璋始料不及的是，他送给大功臣徐达的两个美人，竟然连带出了两条人命!

洪武二年七月，被追封为开平王的常遇春葬礼后的第二天中午，朱元璋在奉天殿西边的武楼设宴，单独宴请大将军徐达。

皇上对待自己与别的大臣迥然不同。如此厚恩礼遇，使徐达感激不已。殊不知，这是朱元璋为了弥补君臣之间可能出现的裂缝而采取的安抚措施。

徐达登上武楼，见皇帝已经等候在那里，急忙快步近前，三跪九叩，山呼万岁。朱元璋起身离座，亲切地呼着徐达的表字说道：

“天德，你我不同于他人，无人在场时，不必太拘泥君臣之礼。”

“陛下君临天下，扬威四海，臣下岂敢乱了纲常礼仪。”徐达诚惶诚恐。

“快快起来，今日是私宴，不谈国事，只叙兄弟情谊。”朱元璋将徐达搀起来按到座位上。

“那，岂不是太放肆了?”徐达又站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