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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清明上河图是真是假（第2页）

美国收藏的“元秘府本”《清明上河图》，有北宋宣和年间的特殊事物和“瘦金体”题跋，但据钱谦益《牧斋初学记》记载，“元秘府本”在明宫中被一小太监盗后，藏御沟石罅中，适逢大雨，取出时已糜烂不可复理。可见，美国收藏的《清明上河图》不可能是“元秘府本”，而只可能是一种“晚期别本”。

三、“清明”之争

《清明上河图》题名中的“清明”二字，望文生义，历来都认为指的就是时令。据明代李日华的《味水轩日记》记载，该画卷上不但有宋徽宗的瘦金体题签，押有双龙小印，并且还有宋徽宗的题诗，诗中有“如在上河春”之句。这就是说，在完全了解绘画过程的宋徽宗眼里，画卷上描绘的纯然是一幅清明时节的春天景色。

近代及当代的美术史家郑振铎、徐邦达、张安治等人也力主“春景”之说。郑振铎更是说：“时节是清明的时候，也就是春天三月三日。”连日期也具体化了。但在近代以来，很多人提出了异议。一方面，宋代清明时节特有的景象，如门插柳枝，禁断烟火，踏青扫墓者蜂拥出城，以至于“阗塞诸门”、“四野如市”等等，没有得到应有的表现；另一方面，画面上的一些情景，又与清明之时令抵牾。对此，开封市教师孔宪易先生提出了八点质疑。

1。画卷右首有一队小驴驮负着木炭迤逦而来。木炭因耐燃、无烟而价昂，一般只用于富家烤火。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每年农历十月，汴京始“进暖炉炭，帏前皆置酒作暖会”。清明前后，不是木炭的营销季节。

2。画面上有一农家短篱内长满了像茄子一类的作物，更有几名孩童光着上身嬉戏，这不是清明时节的事物。

3。画面上手执扇子的人物在10人以上，扇子是夏秋用具，与清明时令不符。

4。草帽、竹笠在画面上多处出现。“草帽、竹笠是御暑、御雨的东西，图中既不下雨，这肯定是御阳用的，根据当时东京的气候，清明节似无此必要”。

5。画面上有一个招牌上写着“口暑饮子”的小茶水摊。“如果‘口暑饮子’中的‘暑’字不错的话，这足以说明它的季节”。

6。虹桥两岸及桥上的好几处货摊上摆着切开的瓜片，可能就是西瓜。而汴梁的早春，不可能有西瓜及此一类的瓜品。

7。画面上“临河的一家酒店，在条子旗上写着‘新酒’二字”，所谓“新酒”，是指当年的新谷酿成的酒，清明时节绝无新谷，哪有新酒可言？

8。对画面上的乘轿、骑马者带着仆从的行列，上坟后回向城市一段，孔先生认为，“这群人虽然有上坟扫墓的可能，倒不如说它是秋猎而归更恰当些。因为，上坟四季皆有可能，就插花而言，春秋二季都能解释得通。今从画面种种现象来看，说是秋季更符合实际些”。

那么，如果“清明”二字不表示时令，那它的含义又是什么呢？孔宪易先生认为，《清明上河图》中的“城门楼”很可能是东京宋门外东郊的蜘蛛楼。据《宋会要辑稿》载，当时的东京内、外城及郊区共分136坊，外城东郊区划为三坊，其中第一坊便是“清明坊”，由此推知，《清明上河图》之“清明”，地名也，画的是从清明坊到虹桥这一段上河的繁盛景象。

20世纪80年代中期，邹身城先生在中国宋史研究会上提出的论文《宋代形象史料〈清明上河图〉的社会意义》中另立新意，他认为，“清明”一词，既非时令，也非地名，而是画家张择端进献此画时所用的歌功颂德之词。《诗经·大雅》中有“肆伐大商，令朝清明”之句，《后汉书》上有“固幸得生‘清明之世’”之语，所说的清明，指的都是太平盛世。所以，距宋代不远的金人在画面上留下的跋文中说：“当日翰林呈画本，承平风物正堪传。”已点明此画主题在于表现“承平风物”。考张择端行年，他于徽宗朝在翰林书画院供职，当时正是北宋末年大动乱前夕，表面的繁华掩盖了深刻的社会矛盾，于朝于野都有歌舞升平、太平盛世的错觉。此画的第一位收藏人便是宋徽宗，张择端把“清明”二字冠于题首，不只是揭示了本画在于歌颂“太平盛世”的主题，而且迎合了喜爱舞文弄墨的宋徽宗的心理。

在最近的一次有关《清明上河图》的研讨会上，美国威斯理学院艺术系教授刘和平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读画方式。他说：“我们可以把自己想象成画中行人，从画卷开始处（右端）出发，一路杨柳青青，随后过桥沿路一直走到画卷左端。”刘和平打了个比方：“于是我就联想起逛街，逛完了街一侧的商店，再掉头逛另一侧。左端行人面朝右，似乎在提醒我们接着往回逛。同时，顺着这条路线，季节也在改变，从春到秋，当再次折回到画卷最右端下方时，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离开开封城的人，行走在深秋的寒意中了，而这里才是画卷的真正结尾处。所以，《清明上河图》所绘其实是从每年农历三月到十月，汴水的整个漕运季节。”

四、牛驴之争

唐山炎黄轩主人王开儒先生在为故宫博物院复制《清明上河图》时，发现画首约80厘米处有一处残缺。经了解，这是故宫博物院在1973年揭裱《清明上河图》时删掉的。

为什么要对原画动如此“手术”呢？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伯达在荣宝斋画谱《清明上河图》序言中曾有过交代。他说：“原在老翁背后柱之旁残缺一大片，原绢已失，到明末清初揭裱时画一尖嘴立牛，正在张口嘶叫，殊碍原画意境，故1973年新裱时揭下，留存归档，不再复原。”王开儒对此说表示怀疑，认为张择端不会出现这种败笔。

此后，他在故宫古书画保管部的档案中查到了被删除的画面。删除的画面虽不太清楚，但依稀可以看到一老者和一小儿，老者身后有一木柱，木柱上方拴着的不是“尖嘴立牛”，而是一头狂态的驴。王开儒认为，这正是张择端原作画面上的一个精彩部分。画面蕴涵的情节可能是，一对夫妻扫墓归来，妻子披斗篷骑一公驴在前，丈夫头缠柳枝跟在驴后，正巧与路旁牵着一头母驴的老者相遇。此时母驴正在**，公驴见到**母驴，狂奔而来，将女主人掀翻在地，而母驴则张嘴嘶叫，耳失常态，腰向上弓，拼命挣向公驴。牵驴老者慌忙一手拽缰，另一手招呼前面的小儿赶紧躲开。这本是一个极富有生活气息的精彩细节，但当时的专家误将**失态的母驴视为“尖嘴立牛”，并认定这与原画意境不符，因而删除这一画面。王开儒说，千古神品《清明上河图》被删成“残废”，实在令人痛心，希望有关方面能将误删的部分补齐。

为了证实“补绢”上画的到底是驴还是牛，王开儒请很多国内知名的动物学家对《清明上河图》进行了研究，这些专家都认为，当年缺失的地方确实是一头驴。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的杜玉川教授告诉记者，《清明上河图》“补绢”中，木柱侧方不是牛而是耳朵很长、嘴张开、头颈高扬的驴。“补绢”中驴的行为，是驴受到某种刺激后的一种表现，如公驴嘶叫，母驴**……牛耳较短，生于角下方，不可能像驴一样高扬；而且牛嘶叫的时候头颈低平、前伸，与驴的姿势完全不同。

故宫博物院书画部一位专家表示，《清明上河图》上这块摘除的绢，是明末清初时补上的，补绢的质地比原绢要粗糙很多，“当时的修裱工人把屋草棚上两根交叉的横杆误认为是驴子的嘴部，于是便补画上了一头身材肥硕的驴子。之所以决定将其删除，是因为这块补绢补得不好，绘画水平很低，破坏了画意”。

至于《清明上河图》补绢中所绘的动物，故宫的权威鉴定专家也是经过反复研究才把它定义为“尖嘴立牛”的，民间的其他说法不可信。为什么揭掉补绢后原画上还残留两只驴耳呢？故宫博物院的专家解释说，这对驴耳朵也是上次补绢时，为配合驴子的整体形象而补画上去的。它们没有画在补绢上，而是直接画于原绢上。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原绢，便在无奈中将这对耳朵也保留了下来。

为了证明自己的判断，王开儒请中国纺织科学院研究检测中心，对《清明上河图》全图的天然片和删除部分的天然片进行了“绢织物质地是否相同”的检测。中国纺织科学院研究检测中心出具的检测证明显示：“将天然片放在400倍显微镜下观察，看不出天然片中绢织物的形态效果有区别。”王开儒说：“从这份检测证明中可以看出，故宫1973年删除的，不是什么后代的补绢，根本就是《清明上河图》的原绢，是国之重宝——北宋张择端的真迹。删除后的画面，不但与原作风格有悖，而且成为令人读不懂的残画，会给子孙后代留下千古遗恨。……必须把1973年删除的部分重新补上，还国宝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