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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1页）

六

1853年11月，对土耳其的战争爆发了。托尔斯泰先被征召到罗马尼亚军团，然后去了克里米亚军团，并于1854年11月7日开拔到塞瓦斯托波尔。他胸中燃烧着爱国的**。他勇敢而尽责尽职，常常使自己陷入危险之中，尤其是在1855年的四五月间，他三天中就有一天在第四炮台值班。

连续几个月都生活在一种持续不断的紧张和战栗中，与死神擦肩而过，他的宗教神秘主义复活了。他和上帝通话。1855年4月，他在其《日记》中记下一段祷文，感谢上帝护佑他平安无辜，并祈求上帝继续保佑他，“以达到我未知的生命的永恒和光荣……”它绝非艺术，而是宗教。1855年3月5日，他写道：

“我已被引至一种伟大的思想，我甘愿奉献我的一生去实现这一思想。这一思想就是开创一种新的宗教，基督的宗教，以此把人类团结起来。”

这将是他晚年的生活写照。

然而，为了逃避周围的生活，他又开始了写作。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之中，他又哪里去找必要的思想自由来创作他的回忆录的第三部——《青年时代》——呢?该书结构凌乱，而它的凌乱以及偶而不透出的带有司汤达层层剖析式的抽象分析，起因于他写书时的条件。但人们钦佩他对一个年轻人脑子里的隐约幻想与思想的冷静进行的深刻探索。该作是极为少见的心灵坦露。同时，在春季城市的美景中，在忏悔的叙述中，甚至为了突然想起的罪恶而奔向修道院去的叙述中，饱含着那么多的清新诗意!一种颤狂的泛神论调赋予他书中的某些篇章一种抒情美，其风格令人想起《高加索纪事》来。譬如，那夏夜的一幕：

“朗月发出平静的光波光粼粼的。一棵棵的老桦树，叶茂枝繁，在月光下闪着银光，背面的树影掩映着树丛和大路。鹌鹑在池塘后面的叫声。两棵老树轻轻相触时的难以辨出的沙沙声响。蚊子嗡嗡；一只苹果落在枯叶上面；青蛙一直跳到平台石阶上，青绿的背借着月光泛着光……月亮在空中高悬，清洒下缕缕光辉；池塘一览无疑；暗处变得更加地暗黑，亮处则更加地清亮……而我，微不足道的小虫子，已经被人间的热情感染，但爱的力量是无穷的，我觉得此时此刻，大自然、月亮和我，我们已经合而为一。”（《青年时代》第三十二章）

面前的一切比梦更加的现实；它对人毫无保留。《青年时代》因此而未能完成；而副连长列夫·托尔斯泰伯爵在防御工事的掩体里，在战火连天中，在他战友中间，观察着活着的人和垂死者，在他的《塞瓦斯托波尔纪事》的难忘的叙述中写下他们与自己的无奈与痛苦。

这三篇纪事——《1854年12月之塞瓦斯托波尔》、《1855年5月之塞瓦斯托波尔》、《1855年8月之塞瓦斯托波尔》——通常是被笼统地用同样的观点加以评论的。然而，它们之间却是各有千秋的。尤其是第二篇，在感情上很不同于其它两篇。其它两篇中以爱国主义为主旨，而第二篇中却蕴含永恒的真理。

据说俄国皇后读了第一篇纪事之后也感动得哭了，而沙皇则更是赞不绝口并下旨把它译成法文，并把作者调离危险区。这是能够理解的。在这里只准宣扬爱国主义和战争情怀。托尔斯泰刚刚入伍；他的热情持续高涨；他沐浴在爱国主义之中。他在塞瓦斯托波尔的保卫者中还未意识到野心与自负，也未窥见任何卑微的情感。这对于他来说是一首伟大的史诗，其中的英雄“堪与希腊的英雄们相比拟”。此外，这些纪事没有任何杜撰的痕迹，也无任何客观表现的尝试；作者漫步城市；他透彻地在观察，但叙述方式却显得拖拉；“你们看……你们走进……你们注意到……”这是带着对大自然的无限憧憬的纪实。

第二幕则彻底不一样：《1855年5月之塞瓦斯托波尔》。自卷开始，我们便可读到：

“数千个人类的自尊心在这儿相撞击了，或者在死亡中幻灭……”

很快，又可读到：

“……有多少人就有多少颗虚荣的心……虚荣，虚荣，到处是虚荣，甚至在坟墓门前!这是我们这个世纪的通症……为什么荷马的人物和莎士比亚的人物关心着爱情、光荣和痛苦，为什么我们这个世纪的文学里有的却只是虚荣者的无休止的无病呻吟?”

纪事不再是作者的苍白描述，而是直接地把**与人展示出来，从而揭示英雄主义背后的东西。托尔斯泰那犀利深邃的目光游赶他的战友们的心灵深处寻觉着；在他们心中以及在他自己的心中，他看到了骄傲、恐惧，看到了死到临头尚在继续演着的人间喜剧。特别是恐惧，被他指明了，被他揭去了面纱，被毫无遮拦地暴露了。这无法除却的恐惧，这死亡的阴霾，被他以一种可怕的真诚肆无忌惮、毫不怜悯地剖析了。在塞瓦斯托波尔，托尔斯泰学会了抛却一切感伤，如同他轻蔑不屑地指出的，那是“一种空洞的、女性的、假惺惺的同情”。他的剖析天才在他少年时期已渐渐展现出来，有时近乎病态，但它描写普拉斯胡辛之死达到更尖锐、更惊人的强烈程度。其中有两整页是在描写炮弹落下在爆炸的前一秒钟内，那不幸的人心灵的微妙变化，——还有一页是描写炮弹炸响之后，“他被当胸炸着而立刻死去”，那瞬间心中之所想。

尤如乐队在喧出的间歇那样，在这些战斗场面里，明媚的阳光穿透乌云显示出自然之美，白昼的交响曲回**在壮美之中，虽然无数的人战死杀场。基督徒托尔斯泰忘了他在第一篇纪事中的爱国主义，在诅咒那罪恶的战争：

“这些人，是一些基督徒，他们在赞美法律中同样美好的爱与牺牲，他们在做什么自己的所作所为，在给予他们生命的赋于他们灵魂情感，憧得善与美的上帝面前，却不下跪忏悔!他们也不会像兄弟般满脸泪痕的相拥!”

在结束这篇笔锋犀利，未在其他作品出现过的文章时，托尔斯泰一下子而惶惑起来。他这样说对吗?

“一种恐惧的怀疑在窒息着我。也许不该这样说。也许我所说的是那些可恶的真理之一。这些真理藏于每个人的心灵之中从未展露，不该表达出来，免得带出不该的影响，如同酒糟一样，千万别去搅动，否则酒就废掉了。哪里是不应表述的罪恶?哪里是应当假意的美的表白?谁是坏人?谁是英雄?你我皆好人又非好人……”

但他又自信的平静下来说：

“我的这个短篇中的主人公，我竭尽全力的使他是完美的，他曾经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美的，这是不庸置疑的。”

阅读几页之后，《现代人》杂志主编涅克拉索夫写信给托尔斯泰说：

“这就是如今俄国社会所需要的：真理，真理，白果戈理逝世之后，在俄国文学中屈指可数……您带给我们艺术的那个真理在我国是前所未有的。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担心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生的怯弱以及充斥我们周遭的所有一切的冷淡漠不关心会像对付我们中间的大部分人那样把你也同化了——我担心它们会消蚀你身上的精神。”

但并不是最可怕的。时间虽能对一般人有改变，但却反而能增加托尔斯泰的精力。但彼时，祖国遭受的困难——塞瓦斯托波尔的陷落，使他因为悲天怜人的情感而懊恼于自己的过于的坦率。在第三篇纪事——《1855年之塞瓦斯托波尔》——中，描述赌博中争吵的军官时，他突然搁笔，说道：

“咱们在这幅画像前赶快把幕拉上吧。明天，说不定就是今天，这些人中的每一个都将愉快地接受死亡的到来。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都蕴藏着成就英雄的伟大之花。”

假设说这种顾虑并未降低纪实的能量，但对人物的选取已较贴切地显示了作者的同情了。马拉科夫的英雄事迹及其英勇陷落，在两个生动而伟大的人物身上得到了展示：他们是兄弟俩，哥哥是科泽尔特佑夫上尉，好比托尔斯泰；弟弟是个旗手，叫沃洛加，性格怯懦而不失热情，酷爱自言自语，常用幻想弄得理由自己落泪，是温情的眼泪，是怯懦的眼泪，刚到防御工事中非常害怕（小可怜还怕黑，躺下时总要把头藏在军大衣里），常因自闭般的孤独和他人的冷漠而郁郁寡欢，后来，当庄严的时刻到来时，他却微笑着面对危险。后者属于一群充满诗情画意的少年人（如《战争与和平》里的彼加，《入侵》中的少尉），他们心中充满了爱，快乐的去打仗，突然间，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死去了。兄弟二人是同一天——守城的最后一天——战死的。言词间洋溢着爱国主义的呐喊的那几句话中，小说结束了：

“队伍离城而去。回望被弃的塞瓦斯托波尔，每一个士兵心中都满含着一种无法说出的悲苦，叹着气，把拳头伸向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