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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已 集（第4页）

〔11〕祢衡（173198年）：字正平，平原般（今山东临邑）人，汉末文学家。

〔12〕何晏（?249年）：字平叔，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曹操的女婿。齐王曹芳时，曹爽执政，用他为吏部尚书，后与曹爽同时被司马懿所杀。《三国志·魏书·曹爽传》说他“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

〔13〕关于何晏服药的事，《世说新语·言语》载：“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

〔14〕巢元方：隋炀帝大业中，为太医博士，奉诏撰《诸病源候论》五十卷。

〔15〕“扪虱而谈”：这是王猛的故事。王猛（325375年），字景略，北海剧（今山东寿光）人。《晋书·王猛传》说：“桓温入关，猛被褐而诣之，一面谈当世之事，扪虱而言，旁若无人。”

〔17〕“正始名士”：《世说新语·文学》“袁彦伯作《名士传》成”条下梁刘孝标注：“宏（彦伯名）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阮仲容、王浚仲为竹林名士。”正始（240249年），魏废帝齐王曹芳的年号。

〔18〕《世说新语》：南朝宋刘义庆撰。记述了东汉至东晋间一般文士学士的言谈风貌轶事等。有南朝梁刘孝标所作注释。今传本共三卷，三十六篇。刘义庆（403444年），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宋武帝刘裕的侄子，袭爵为临川王，曾任南兖州刺史。

〔19〕“竹林七贤”：《三国志·魏书·王粲传》内附述嵇康事略，裴注引《魏氏春秋》说：“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琊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世说新语·任诞》亦有一则，说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20〕嵇康（223262年）：字叔夜，谯郡锤（今安徽宿县）人，其著作现存《嵇康集》十卷，有鲁迅校本。

〔21〕阮籍（210263年）：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阮瑀之子，诗人，与嵇康齐名。仕魏为从事中郎、步兵校尉。《晋书·阮籍传》说他“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又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其作现存《阮籍集》十卷。

〔22〕关于阮籍能为青白眼，《晋书·阮籍传》说：“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母亡故，“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雠。”

〔23〕“口不臧否人物”：见《晋书·阮籍传》：“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

〔24〕关于刘伶裸形见客的事，《世说新语·任诞》记载说：“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诸君何为入我中?’”

〔25〕《大人先生传》：阮籍借“大人先生”之口来抒写自己胸怀的一篇文章。此处所引的三句是“大人先生”所作的歌。

〔26〕颜延之（384456年）：字延年，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南朝宋诗人。《文选》卷二十三阮籍《咏怀》诗下，李善注引颜延之的话：“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

〔28〕管叔蔡叔：是周武王的两个兄弟。

〔29〕《与山巨源绝交书》：山巨源，即“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205283年），河内怀（今河南武陟）人。

〔30〕裴颁（267300年）：字逸民，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晋惠帝时为国子祭酒，兼右军将军，迁尚书左仆射，后为司马伦（赵王）所杀。

〔31〕孙盛：字安国，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人。曾任桓温参军，长沙太守。著有《魏氏春秋》、《晋阳秋》等。

【精品赏析】

1927年9月，鲁迅离开广州之前，应国民党政府广州市教育局的邀请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做了一次演讲，题目是《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正处于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白色恐怖中，鲁迅目击时艰，以曹操、司马懿父子捏造罪状，排除异己的史实，借古喻今，抒发了他对国民党反动派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激愤。后来他在1928年12月30日致陈潜的信中说：“弟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同时，整篇文章又联系汉末魏初的政治、社会、时代潮流对魏晋文学做了十分精辟的论述，依据中国文学史上魏晋时期文学的发展变化，深刻阐述了文学与社会政治、时代风尚、作者个性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当时的文人生活、心态，也做了详尽的剖析，是鲁迅在1927年大革命时期比较重要的一篇学术论著。

鲁迅在文章中指出，魏晋文学所产生的社会政治环境是那一时期文学变化的根本原因。黄巾起义和董卓之乱导致东汉末年社会大动**，政治一片黑暗，因此出现了以曹操父子和建安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建安文学对当时的社会动乱和军阀混战给老百姓带来的痛苦进行了真实的反映，风格悲凉慷慨。而到了两晋，门阀制度确立，社会矛盾加剧，作家时时面临杀身之祸，使得玄学盛行，反映在文学方面，就是作品大多内容消沉，空洞玄虚，表现了出世求仙和逃避现实的愿望。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将其发展变化的根源追述到社会政治生活这一领域，这体现了鲁迅对于文学源于生活的唯物主义认识。

此外，对于被评论家认为超脱的东晋诗人陶渊明，鲁迅先生也做了深刻的分析：“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事实上，陶渊明的思想是当时社会政治所形成的矛盾体。所以，鲁迅认为陶渊明的诗文，不论是那些寄情山水、乐天安命的作品，还是咏古讽今、批判现实的作品，都是东晋时期社会政治生活的反映。

文学和出汗

上海的教授〔1〕对人讲文学，以为文学当描写永远不变的人性，否则便不久长。例如英国，莎士比亚和别的一两个人所写的是永久不变的人性，所以至今流传，其余的不这样，就都消灭了云。

这真是所谓“你不说我倒还明白，你越说我越胡涂”了。英国有许多先前的文章不流传，我想，这是总会有的，但竟没有想到它们的消灭，乃因为不写永久不变的人性。现在既然知道了这一层，却更不解它们既已消灭，现在的教授何从看见，却居然断定它们所写的都不是永久不变的人性了。

只要流传的便是好文学，只要消灭的便是坏文学；抢得天下的便是王，抢不到天下的便是贼。莫非中国式的历史论，也将沟通了中国人的文学论欤?

而且，人性是永久不变的么?

类人猿，类猿人，原人，古人，今人，未来的人，……如果生物真会进化，人性就不能永久不变。不说类猿人，就是原人的脾气，我们大约就很难猜得着的，则我们的脾气，恐怕未来的人也未必会明白。要写永久不变的人性，实在难哪。

譬如出汗罢，我想，似乎于古有之，于今也有，将来一定暂时也还有，该可以算得较为“永久不变的人性”了。然而“弱不禁风”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不知道倘要做长留世上的文字，要充长留世上的文学家，是描写香汗好呢，还是描写臭汗好?这问题倘不先行解决，则在将来文学史上的位置，委实是“岌岌乎殆哉”〔2〕。

听说，例如英国，那小说，先前是大抵写给太太小姐们看的，其中自然是香汗多；到十九世纪后半，受了俄国文学的影响，就很有些臭汗气了。那一种的命长，现在似乎还在不可知之数。

在中国，从道士听论道，从批评家听谈文，都令人毛孔**，汗不敢出〔3〕。然而这也许倒是中国的“永久不变的人性”罢。

【注解】

〔1〕指梁实秋。

〔2〕“岌岌乎殆哉”：语出《孟子·万章》，即危险不安的意思。

〔3〕汗不敢出：语出《世说新语·言语》：“战战栗栗，汗不敢出。”

【精品赏析】

《文学和出汗》最初发表于1928年1月14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五期，是鲁迅于1927年年为批驳梁实秋所鼓吹的“人性论”文学观而写的。梁实秋在1926年10月27日、28日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文学批评辩》一文，宣扬“普遍的人性是一切伟大的作品之基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斗争激烈，在文化战线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得到广泛传播，左翼文艺运动逐渐兴起。这期间，“新月派”的代表人物梁实秋陆续发表了《文学批评辩》、《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等文，宣扬“人性论”，鼓吹文学应当写“普遍的、永久不变的人性”，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否定文学的阶级性。鲁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分析方法，陆续写了《文学和出汗》、《“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战斗性极强的杂文，批驳了对方的观点，捍卫了新生的革命文学，也推动了革命文学理论的建设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