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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杂文赏读卷（第2页）

无论爱什么，——饭，异性，国，民族，人类等等，——只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二六时中〔1〕，没有已时者有望。但太觉疲劳时，也无妨休息一会罢；但休息之后，就再来一回罢，而且两回，三回……血书，章程，请愿，讲学，哭，电报，开会，挽联，演说，神经衰弱，则一切无用。

血书所能挣来的是什么?不过就是你的一张血书，况且并不好看。至于神经衰弱，其实倒是自己生了病，你不要再当作宝贝了，我的可敬爱而讨厌的朋友呀!

我们听到呻吟，叹息，哭泣，哀求，无须吃惊。见了酷烈的沉默，就应该留心了；见有什么像毒蛇似的在尸林中蜿蜒，怨鬼似的在黑暗中奔驰，就更应该留心了：这在豫告“真的愤怒”将要到来。那时候，仰慕往古的就要回往古去了，想出世的要出世去了，想上天的要上天了，灵魂要离开肉体的就要离开了!

【注解】

〔1〕二六时中：即十二个时辰。

【精品赏析】

文章写于1925年5月5日，原载于同年5月8日《莽原》周刊第三期，后收入《华盖集》。

正如题目《杂感》所言，鲁迅的这篇文章并没有针对一个具体问题进行谈论，而是各段自成格局，彼此相互关联，从而体现了鲁迅对于当时的中国革命现状的思考。

文章分为四段。首先，鲁迅认为作为一名革命者应该具有视死如归的精神，他把具有这种精神的革命者形象地比喻为“无泪的人”。因为对于革命者来说，眼泪是无用的赘物，在屠刀下换不来敌人的悲悯。而且这些“无泪的人”不仅自己不轻抛泪珠，也不愿意爱人为他落泪和流血。这就说明真正的革命者应该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同时也具有为了革命事业和人类的幸福挺身而出、一往无前的气概。其次，鲁迅认为革命者的有些牺牲是最为悲苦的。一种是不死于真正的战斗而死于莫名的暗算，另一种更甚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病菌的并无恶意的侵入，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再次，鲁迅号召人们坚持现实的斗争，把真正的力量用在解放人类。他说“但厌恶现世的人们还住着。这都是现世的仇仇，他们一日存在，现世即一日不能得救。”同时，鲁迅主张被压迫者应向压迫者“抽刃而起，以血偿血”，而不是“抽刃向更弱者”，把力量用在遭受压迫更深重的人身上。最后，鲁迅提倡韧性的战斗精神，反对以血书、请愿等愤激一时的方法来和敌人斗争。同时，鲁迅对新的革命斗争的**也有期待和预感：“见有什么像毒蛇似的在尸林中蜿蜒，怨鬼似的在黑暗中奔驰，就更应该留心了：这在豫告‘真的愤怒’将要到来。”

我观北大

因为北大学生会的紧急征发，我于是总得对于本校的二十七周年纪念来说几句话。

据一位教授的名论，则“教一两点钟的讲师”是不配与闻校事的，而我正是教一点钟的讲师。但这些名论，只好请恕我置之不理；——如其不恕，那么，也就算了，人那里顾得这些事。

我向来也不专以北大教员自居，因为另外还与几个学校有关系。然而不知怎的，——也许是含有神妙的用意的罢，今年忽而颇有些人指我为北大派。我虽然不知道北大可真有特别的派，但也就以此自居了。北大派么?就是北大派!怎么样呢?

但是，有些流言家幸勿误会我的意思，以为谣我怎样，我便怎样的。我的办法也并不一律。譬如前次的游行，报上谣我被打落了两个门牙，我可决不肯具呈警厅，吁请补派军警，来将我的门牙从新打落。我之照着谣言做去，是以专检自己所愿意者为限的。

我觉得北大也并不坏。如果真有所谓派，那么，被派进这派里去，也还是也就算了。理由在下面：

既然是二十七周年，则本校的萌芽，自然是发于前清的，但我并民国初年的情形也不知道。惟据近七八年的事实看来，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很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自然，偶尔也免不了有些很想勒转马头的，可是这也无伤大体，“万众一心”，原不过是书本子上的冠冕话。

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自从章士钊提了“整顿学风”〔1〕的招牌来“作之师”，并且分送金款以来，北大却还是给他一个依照彭允彝〔2〕的待遇。现在章士钊虽然还伏在暗地里做总长，本相却已显露了；而北大的校格也就愈明白。那时固然也曾显出一角灰色，但其无伤大体，也和第一条所说相同。

我不是公论家，有上帝一般决算功过的能力。仅据我所感得的说，则北大究竟还是活的，而且还在生长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长者，总有着希望的前途。

今天所想到的就是这一点。但如果北大到二十八周年而仍不为章士钊者流所谋害，又要出纪念刊，我却要预先声明：不来多话了。一则，命题作文，实在苦不过；二则，说起来大约还是这些话。

【注解】

〔1〕“整顿学风”：1925年8月由段祺瑞发布了“整顿学风”的命令。

〔2〕彭允彝：字静仁，湖南湘潭人。1923年他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时，北京大学为了反对他，与教育部脱离了关系。1925年8月，北京大学宣布反对章士钊担任教育总长，与教育部脱离关系。

【精品赏析】

本篇文章是鲁迅应北京大学学生会邀请，为纪念北大成立二十七周年而作的。后来这篇文章被收入《华盖集》。

鲁迅先讽刺了“一位教授”对他“作为‘教一两点钟的讲师’是不配与闻校事”的话。接着对于有人攻击他，给他扣了一个帽子称他是北大派作出了回应。对于别人给他戴的这顶帽子，鲁迅的反应是不仅不反驳，反而欣然领受了：“北大派么?就是北大派!怎么样呢?”口气中透露出倔强和对论敌的轻蔑。论敌之所以要给鲁迅扣这样一个帽子，无非是想用党同伐异的罪名诬陷鲁迅，而之所以鲁迅要欣然接受，显然是站在另一个角度上看待这一称谓。鲁迅对于“北大派”作出了他自己的解释，并以此传达出他引以为豪的心声。

鲁迅先生把“北大派”的精神归纳为两条，一是“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第二是“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鲁迅对于“北大派”精神的归纳相当准确。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但自1917年蔡元培接任校长以后，进行了一系列民主化的改革，赋予北大新的精神风貌。而且，自五四以来，北大成为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亦成为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和革命精神的代表。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北大派”的人们聚集起来，为了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积极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文章的最后，鲁迅对北大作出了高度的赞誉，他说：“北大究竟还是活的，而且还在生长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长者，总有着希望的前途。”而北大的“希望的前途”亦未尝不是中国的希望的前途，表现了鲁迅对于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的坚定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