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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第1页）

十三

奇怪的是，在谈论托尔斯泰关于科学、关于艺术的思想时，人们忽视了表述这些思想的著作中最重要的那一部：《我们该怎么做?》（1884年至1886年）。在此书中，托尔斯泰首次向科学和艺术发起攻击；以后的攻击再没有比这次更猛烈的了。我们颇为惊讶的是，在我国最近的一些冲着科学与知识分子的虚荣心发起的攻击中，谁也没有想到这本书。该书是针对下列各种人所写的最激烈的檄文：“科学的太监”和“艺术的骗子”；那些知识阶层，他们在摧毁了或拿下了前统治阶级——教会、国家、军队——之后，替代了他们的位置，不愿也不能对人类作任何有益之事，却声称人们崇拜他们，盲目地效忠他们，宣扬一种为科学而科学和为艺术而艺术的无耻教条信仰，——这是一副骗人的面具，其企图借以遮挡自己个人目的和空虚的工具。

“切勿以为我否定艺术和科学，”托尔斯泰继续说，“而且我还要以它们的名义驱赶那些兜售神庙的人。”

“科学和艺术同面包和水一样地必不可少，甚至更加地有营养……真正的科学是对未来使命的认识，因此也就是对所有人的福利的认识。有价值的艺术就是对使命和所有人福祉认识表现。”

他赞颂那些“自人类存在时起，就用竖琴或扬琴，用形象和语言，来表达他们反对欺骗，表达为此斗争的痛苦以及为了善的胜利的希望和十恶势力的绝望，表达他们企盼未来的热情”的人。

于是，他在一个充满痛苦精神思辩的章节中热情的勾划出真正的艺术家的形象来：

“科学和艺术的活动只有在不谋权势而出自责任时才能结出硕果。这只是因为这种活动的真谛就是牺牲，为此人类才称颂它。当以精神劳动服务于他人时那些人为完成这一使命而痛苦着，因为精神世界只诞生于牺牲与痛苦，这就是思想家和艺术家的命运，而其目的就是众人的福利。人民是不幸的，在受苦，甚至在死亡；他们没有时间闲逛与享乐。思想家或艺术家从不会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坐在奥林匹克山顶上；他们总是处于烦乱和激动之中。要用勇气，说出什么能给人们以福善，什么能把众人脱离苦海，可他们并没有勇气说出来；等待明天，也许太迟了，人们将死去……并非是在培养艺术家和学者的学校出来的人（说实在的，那儿培养的是一些科学与艺术的庸才），也不是获得一纸文凭享受俸禄的人将会成为思想家或艺术家，而是那种自愿不去想，本不想表述其内心所藏而不去表述的人，因为那两种无形的力量拉扯着：即他内在的需求和他对众人的爱。没有庸庸禄禄、洋洋自得的艺术家。”（《我们该怎么做?》）

这是在托尔斯泰的天才上投下一线悲剧光彩的一段话语，是在莫斯科惨状给他创伤深刻印象之下，以及深信科学和艺术是当今社会一切不良的同谋中写成的。这种深信不疑，他将永远不会丧失。但是，他第一次接触的悲惨印象在逐渐消退；伤口在逐渐愈合；在他后来的任何一本书中，我们再也见不到这本书中所表露的那种忧心如焚的颤动。任何地方都不再能读到这种呕心沥血创作的艺术家的崇高信仰，不再能见到这种“思想家的命运”的牺牲与痛苦，这种对歌德式的温情的蔑视。在他以后的批评艺术著作中，他将从文学角度而非信仰角度来对待这个问题；书中的艺术问题与人类悲惨的现象分离了，而这人类的悲惨是一直让托尔斯泰一想起来就受不了的，正如他参观了夜间收容所的晚上，回到家里便绝望地失声痛哭。

所以说他的这些说教式的著作不是冷酷的。而保持冷嘲热讽的风格。直到他生命结束之前，他仍旧是那个以前写信给费特的人：

“对你不喜欢人物，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人物，也要把他们骂个狗血喷头，也要嘲讽他们，使他们气炸了肺。”

在他的艺术的作品中，都是这么干的。作品中要否定的便——谩骂与嘲讽——言辞十分生动激烈，是留给读者印象最深刻的惟一部分。他过于猛烈地攻讦那些迷信与怀疑，以致他们不仅视他为自己艺术之敌，而且是任何形式的艺术之敌。但是，托尔斯泰的批评从来都带有建设性。他从来不是为批评而破坏，而是为建设而批评。而且，因他生性谦虚，所以从不言创立什么新东西；他捍卫艺术，从不允许假艺术家们去利用艺术，玷污艺术：

“真正的科学与真正的艺术不会消亡的；对此毫无异议，”1887年，在他那部著名的《艺术论》问世前十多年，他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说道，“今天的一切罪恶都源自那些自命为文明人的人（附庸着还有一些学者和艺术家），其实这是一些如同神父一样的特权阶层。而这个特权阶层有着一切阶层的缺陷。它的组织的原则贬损了，降低了。由这些人所称之为科学与艺术的东西只是一个巨大的骗局，一种巨大的迷信，是我们一旦摆脱宗教的迷信便要落入的一种巨大的迷信。为了看清我们得以依循的信仰，必须从头开始，——那些保暖但却遮挡了我的视线的风帽。——**是很大的。我们生下来，一级级地顺着梯子爬上去；于是我们就处于特权者之中了，处于文明神父或如德国人所说的文化僧侣之中了。我们要像婆罗门教或天主教教士一样，这么的真诚和那种对于真理的爱，才能把保障我们特权的原则重新建立。但是，一个严肃的人，在提出人生的问题时是不能犹豫的。为了重新看清楚，他必须摆脱他所陷入的迷信，即便对已有利。这是一个必要的条件……真的。让自己处于一个孩子的状态，或处于笛卡尔一样的状态……”

对既得利益阶层所鼓吹的当代艺术的迷信，付之为“这大骗局”，托尔斯泰在其《什么是艺术》一书中对之加以揭露。他尖锐地把它的可笑、贫乏、虚伪、彻底的腐败加以展现。严励似秋风扫落叶。他怀着一个孩子砸烂自己的玩具的那份快乐。整个批评部分充满着幽默，但也未免偏颇：这是战争。托尔斯泰操起一切武器，不停地挥舞，连被打者是什么样儿都来不及看一眼。这种情况：如同在所有战斗中一样，他伤及了他本该保护的一些人，诸如易卜生和贝多芬。归咎于他过于激动，在行动之前，无暇顾及，在于他的**使他忽视了其理智的弱点，而且——姑且说——也在于他的性格修养不足。

除了阅读而外，他对现代艺术有些陌生，缺乏了解?这位乡绅，一生四分之三的时间都在莫斯科郊外乡下度过，自三十来岁起就没再来过欧洲，他能看到多少绘画?能听到几首欧洲音乐?而且，除了他惟一热衷的办学而外，还能看到点什么?——就绘画评论而言，他只是根据二手资料来谈论的，大多引证一些颓废的画家，诸如皮维斯、马奈、莫奈、勃克林、施图克、克林格等，他认为有善良情感而由衷地钦佩的有儒勒·布雷东和莱尔米特三位，但他不接受米开朗琪罗，而在描绘心灵的画家中，他从未提到过伦勃朗。——就音乐评论而言，他有很好地感觉，但却知之不多：那停留在他童年的印象之中，只注重那些将近1840年的那批古典音乐家的人，对以后的音乐家却所之无几（除了柴可夫斯基，因为他的音乐让他流泪了）；他对勃拉姆斯和理查德·施特劳斯持否定意见，他竟教训贝多芬，而在谈及瓦格纳时，他有些不自知之明，其实他只听过一次《西格弗里格》，还是在幕启之后入场的，并且在第二幕中间就退场了。——就文学而言，他（这是不容置疑的）了解更多一些。但是，好象中了邪了，他竟不去评论他很熟悉的俄罗斯作家，绕弯去朝外国诗人们指手画脚，而他们的思想与他的思维之间相去甚远，再说，他也只是傲慢的翻阅过他们的书籍而已!

他的顽固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成自信。他竟然写了一本书，以证明莎士比亚“不是一个艺术家”。

“他可以成为任何人；但他还不是一个艺术家。”

这么肯定真值得敬佩!托尔斯泰自命不凡地掌握真理。他会对你说：

“《第九交响曲》是一个使人们精神分离的作品。”

或：

“除了巴赫的小提琴曲，肖邦的E调小夜曲以及在海顿、莫扎特、舒伯特、贝多芬、肖邦精品中选取的十来件作品（不是选的全部）而外，其余的都该像一种分离人们精神的艺术一样扔掉，嗤之以鼻。”

或：

“我将证明莎士比亚连四流作家资格都没有。而作为性格刻划来说，他糟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