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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第2页）

但他已经在过道上了，披上了斗篷，没有反对，没有怨言，很快便出发了，那时候已经9点。他快要半夜时才回来，尽管四肢冻僵，身子疲乏，却显得比出发时还愉快。他完成了一项职责，作了一次努力，感到自己有舍己献身的魄力，自我感觉良好。

我担心接下来的一整周会使他厌倦。那是圣诞周，我们不干正经事儿，都沉浸在家庭的欢闹之中。荒原的空气，家里的自由自在的气氛，生活富裕的欣喜，对黛安娜和玛丽的心灵，犹如起死回生的仙药。从上午到下午，从下午到晚上，她们都寻欢作乐。她们总是说个不停，她们的交谈机智、精辟、富有独创性，对我有很大吸引力。我喜欢倾听，喜欢参与，超过做一切别的事情。圣·约翰对我们的说笑并不反对，但避之不及。他很少在家，他的教区大，人口分散，访问不同地区的贫苦人家，便成了每天要例行的公事。

一天早晨吃早饭的时候，黛安娜郁郁不乐了一阵子后问道，“你的计划没法改变吗?”“没有改变，也不可改变。”便是对方的回答。他接着告诉我们，他离开英国的时间是在明年。

“那么罗莎蒙德·奥利弗呢?”玛丽问。这句话几乎是脱口而出的，因为她说完不久便做了个手势，似乎要把它收回去。圣·约翰手里捧着一本书——吃饭时看书是他不良的习惯——他合上书，抬起头来。

“罗莎蒙德·奥利弗，”他说，“要跟格兰比先生结婚了。他是弗雷德里克·格兰比爵士的孙子和继承人，是s城家庭背景最好、最受尊敬的居民之一，我是昨天从他父亲那儿听到这个消息的。”

他的妹妹们相互看看，又看了看我。我们三个人都一齐看着他，他像一块玻璃那样平静。

“这门婚事订得很仓促，”黛安娜说，“他们彼此认识得不可能很久。”

“但有两个月了，他们10月份在s城的一个乡间舞会上见的面。可是，眼下这种情况，从各方面来看这门亲事都是称心如意的，没有什么障碍，也就没必要拖延了。一等弗雷德里克爵士出让给他们的s城那个地方整修好，可以接待他们了，他们就可以结婚。”

这次谈话后我头一回见圣·约翰独自呆着的时候，很想问问他，这件事是不是使他很伤心。但他似乎不需要什么同情，因此，我不但没有冒昧地再有所表示，反而为自己以前的冒失冲动而感到羞愧。此外，我已很少同他交谈，他的冷漠态度再次结冻，我的坦率便自然地凝固了。他并没有信守诺言，对我以亲妹妹相待，而是不时地显出那种小小的令人寒心的差别，根本没有要慢慢亲热起来的迹像。总之，自从我被认作他的亲人，并同住一屋后，我觉得我们间的距离，远比当时我不过是乡村女教师时要大得多。当我记起我曾深得他的信任时，我很难理解他现在的冷淡态度是什么意思。

在这种情况下，他突然从趴着的书桌上抬起头来说话时，我不禁有些惊奇了。

“你瞧，简，已经打过仗了，而且获得了胜利。”

我被这样的说话方式吓了一跳，没有立即做出回答。犹豫了一阵子后，说道：

“可是你确信自己不是那种为胜利付出了重大代价的征服者吗?如果再打一仗就有可能把你毁掉?”

“我以为不会。要是会，并没多大关系。我永远也不会自愿去参加另一次这样的争斗了。争斗的结局是决定性的，现在我的前进的道路已被扫清，我为此而感谢上帝!”说完，他又回到了自己的文件和沉默中去了。

我们彼此间的欢乐（即黛安娜的、玛丽的和我的）渐渐地趋于平静了。我们恢复了以往的习惯和正常的学习，圣·约翰在家里呆的时间更多了，与我们一起坐在同一个房间里，有时一坐几小时。这时候玛丽绘画；黛安娜继续她的《百科全书》阅读课程（使我感到惊讶和敬畏）；我阅读德文；他则思索着自己神秘的学问，就是某种东方语言，他认为要实现自己的计划必需要掌握它。

他几乎就这么整天忙着，坐在自己的角落里，安静而投入。不过他的蓝眼睛往往会离开那些看上去天书一样的语法，转来转去，有时会出奇地紧盯着我们这些人，一与别人的目光相遇就会立即收敛，但不时又转过来搜索我们的桌子。我感到非常纳闷，不明其意。我也觉得奇怪，虽然在我看来每周一次上莫尔顿学校是件小事，但他每次一定要恰到好处地表示满意。更使我难以理解的是，要是某一天天气不好，落雪下雨，或者风很大，她的妹妹们会劝我不要去，而他必定会无视她们的关心，鼓励我不顾天气的恶劣去完成使命。

“简可不是那种你们所说的那种弱者，”他会说，“她会顶着山风，暴雨，或是几片飞雪，比我们谁都强。她体格健壮富有适应性，比很多身强力壮的人更能适应天气的变化。”

我回到家里，虽然有时风吹雨淋，疲惫不堪，却从不敢抱怨，因为我明白一嘀咕就会惹他生气。无论何时，你坚韧不拔，会使他高兴，反之，则特别恼火。

一天下午，我却请假呆在家里，因为我的确感冒了。他的妹妹们替我去了莫尔顿，我坐着读起席勒的小说来。他在破译鸡爪一样的东方涡卷形字体。我换做练习翻译时，碰巧朝他的方向看了看，突然发觉自己正处于那双蓝眼睛的监视之下。它彻彻底底，一遍遍地扫视了多长时间，我已无法知道。他的目光锐利而冷漠，刹那之间我有些迷信了——好像同某种不可思议的怪物同在一个屋子里。

“简，你在干什么?”

“学习德语。”

“我以为要你放弃德语，改学印度斯坦语。”

“你不是当真的吧?”

“完全当真，我会告诉你为什么。”

随后他继续解释说，印度斯坦语是他目前正在学习的语言，学了后面容易忘记前面。要是有个学生，对他会有很大帮助，他可以向他的学生一遍遍重复那些基本知识，以便使那些拗口的知识牢记在自己的脑子里。究竟选我还是他的妹妹们，他犹豫了许久。选中了我，是因为他看到我比任何一位都坐得住。我愿意帮他忙吗?也许我不必作太长时间的牺牲，因为离他远行的日子仅仅有三个月了。

圣·约翰这个人不是轻易就可以推辞掉的。他让你觉得，他的每个想法，不管是痛苦的，还是愉快的，都是那么刻骨铭心，无法磨灭的。我只好同意了。黛安娜和玛丽回到家里，前一位发现自己的学生转到了她哥哥那里，便大笑不止。她和玛丽都认为，圣·约翰一定说服不了她们走这一步。他平静地答道：

“我知道。”

我逐渐发现他是位耐心、克制而又很严格的老师。他希望我做得很多，而一旦我满足了他的希望，他又会以自己的独特的方式表示赞许。渐渐地他产生了某种能够左右我的力量，使我的头脑没了自由。他的赞扬和注意比他的冷淡更有控制作用。只要他在，我就再也不能谈笑风生了，因为有一种纠缠不休的直觉，提醒我他讨厌轻松活泼（至少表现在我身上时）。我完全感到只有态度严肃，做着一本正经的事儿才使他快意，因此凡他在场的时候，就不可能有别的想法。我觉得自己置身于一种使人僵化的魔力之中。他说“去”，我就去，他说“来”，我就来，他说“干这个”，我就去干。但是我不喜欢受人奴役，很多次都希望他像以前那样忽视我。

一天夜里，到了就寝时间，他的妹妹和我都围着他站着，同他说声晚安。他照例吻了吻两个妹妹，又照旧把手伸给我。黛安娜正好玩笑开在兴头上（她并没有痛苦地受他意志控制，因为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她的意志力也很强），便大叫道：

“圣·约翰!你过去总把简叫作你的第三个妹妹，不过你并没有当妹妹这么对她，你应当也吻她。”

她把我推向他。我以为黛安娜的这种做法真是令人生气，一时心里乱糟糟的很不舒服。我正这么心有所想并有所感时，圣·约翰低下了头，他那希腊式的面孔，同我的面孔摆到了一个平面上，他的眼睛穿心透肺般地探究着我的眼睛——他吻了我。世上没有大理石吻或冰吻一类的东西，不然我应该说，我的牧师表哥的致意，就属于这一类。可是也许有实验性的吻，他的就是属于这样一种吻。他吻了我后，还打量着我，看看有什么结果。结果并不明显，我一定没有脸红，也许还有点儿苍白，因为我感觉这个吻好像是贴在镣铐上的封条。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忽略这一礼节，每次我都严肃庄重，默默无言地忍受着，在他看来可能认为这吻增加了许多魅力。

至于我，每天都更希望讨他喜欢。但是这么一来，我越来越觉得我必须抛却自己一半的性格，窒息一半的官能，强行改变原有的情趣，强迫从事自己缺乏情趣来完成的事业。他要把我提携到我自己永远无法到达的高度。每时每刻我都为希望达到他的标准而忍受折磨。这是不可能付诸实现的，就像要把我那不规则的面孔，塑造成他那标准的古典模式，也像要把他的海蓝色泽和庄重的光彩，放进我那不可改变的青色眼睛里一样，是绝不可能的。

然而，使我目前自由不得的不全是他的意识支配的。最近我很容易显出伤心来，一个腐朽的恶魔稳坐在我心坎上，吸干了我幸福的甘泉——这就是忧心恶魔。

读者，你也许认为在地点和命运的变迁中，我早已经忘掉了罗切斯特先生。说真话，一刻都没有忘记。我仍旧日夜思念着他，因为这不是阳光就能驱散的雾气，也不是风暴便可吹没的沙造塑像。这是刻在碑文上的一个名字，注定就像刻着它的大理石那样长存。无论我走到什么地方，我都希望能知道他的情况。在莫尔顿的时候，我每晚一踏进那间自己小屋就惦记他；这会儿在沼泽居，每夜一走进自己的卧室，便为他现状而心潮起伏。

为了遗嘱的事我不得不写信给布里格斯先生时，问他是否知道罗切斯先生目前的地址和健康情况。但就像圣·约翰猜想的一样，他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我紧接着写信给费尔法克斯太太，请她谈谈有关他情况。我相信这一步肯定能达到我期望的目的，相信会早早地得到她的回音。两个星期过去了，还是没有收到回信，我万分焦虑。而两个月过去了，日复一日邮件到来，却没有我日夜盼望的信，我便深为不安了。

我再次写了信，因为第一封有可能是丢掉了。新的希望伴随着新的努力而来，像上次一样闪了一下光，随后也一样摇曳着暗淡下了。我没有收到一行字，一句话。在徒劳的企盼中已经过去了半年，我的希望破灭了，随后便觉得真的坠入了黑暗。

日暖风和的春天，我无心欣赏。夏天就要到了，黛安娜竭力要使我振作起来，说我脸有病容，希望陪我上海边去散散心。圣·约翰表示反对，他说我并不需要散漫，却缺些具体而有意义事儿做做。

我眼下的生活太平庸，需要有个奋斗目标。我以为大概是为了补缺，他进一步延长了我的印度斯坦语课，并更迫切地要我努力地完成它。我像一个傻瓜，从来没想过要反抗——我无法反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