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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作伪面面观（第1页）

青铜器作伪面面观

几年前，笔者到江苏镇江金山公园，见公园展室内有一件西周晚期的青铜鼎，鼎腹内壁上有铭文12行共133字。此鼎于清道光末年出土于秦中，原先只有铭文2行9字。可是，作伪者又在原铭文上加刻124字，以提高原器的经济价值，当时竟蒙蔽了许多收藏者和金石家。一位叫叶志铣的收藏家以300金购得此器，但经与原拓本对照，才发现鼎上后加的铭文。叶志铣十分烦恼，将鼎送与金山寺。这件事说明青铜器的作伪决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粗俗不堪，有时伪品也是颇有魅力的，并且作伪的手法也是多种多样的。金山寺的铜鼎不过是作伪方式的一种——增刻伪铭法。

青铜器规模型、专业性的伪造和经营，是与清朝中叶以来青铜器的收藏热和研究者对古器物的潜心追求紧密相关的。乾隆时期，由于皇帝的喜好和宫廷的倡导，一些身居高位的学者多方搜罗出土的青铜器，并开始步入系统化的研究。在这种风气的促发下，青铜器不仅作为历史实证和文化研究对象，而且被当作财富为人们所收藏，这样也就大大刺激了当时的古玩业。于是，青铜器的作伪便成了一个专门的行道，并相继出现了几个作伪大本营。

山东潍县是伪造青铜器的第一个大本营。潍县作伪的行当至少在清同治年间已初具规模。当时这里是金石收藏和考据家陈介祺（1813～1884）的家乡。陈介祺酷爱青铜古器，且有高（高文翰）、赵（赵允中）、杜（杜锡九）、马（马庆灏）四人专门为其奔走搜罗金石器物，故平生藏品甚多。陈介祺还收养一批精于伪造者，如胥芰泉、田雨颿、王西泉、何昆玉、何瑷玉等。“其乡能手尤多，有范寿轩、屏书堂、赵允中、王荩臣、李玉彬、李玉堂、胡廷贞、潘承霖、王海、李懋修等”，“盖士大夫好尚所趋，一时风气使然”（朱剑心《金石学》第二编《说金》）。潍县作伪者大多仿造陈介祺的藏器以蜡胎为模，翻铸铜器，而后埋于地下，使铜器表面生成绿锈或红锈，然后上蜡，作成“熟坑”，以冒充流传有绪的真品。这个大本营以真器为范本，又具备较为全面的作伪技术，他们伪造的青铜器颇能欺骗那些对真器见得少的收藏者。如曶鼎是一件十分著名的重器，上有铭文380多字，原器早年已毁于兵火，仅有拓本存世，作伪者根据著录伪造一件，并铸上铭文。不具备一定的鉴别能力，是很难揭露其伪装的。

陕西西安是青铜器作伪的又一个大本营。这个大本营以伪造秦诏版和秦量为“拿手戏”。秦诏版也叫秦量诏版，上刻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统一度量诏书，或二世元年（前209年）诏书，版的四角有孔，用以钉在本制的量器上。秦量则是官方制定的标准量器。秦诏版和秦量均为宝贵的历史文物，多为世人所重，作伪者投收藏者之所求所好，专事伪造诏版和秦量。但由于本身存在弱点，也是经不起检验的。这个大本营曾伪造始皇二十六年诏的铜方斗一器，整体焊接而成，文字软弱拙劣，方斗表层已形成铜的腐蚀层，这绝非在短期内用化学方法所能形成的，可见作伪已有相当年份。

河南洛阳也是青铜器作伪的大本营。众所周知，洛阳是青铜器等古物出土甚多的地区。1928～1930年，该地区古墓被盗掘后，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物被加拿大人怀履光劫往国外，后又将这批文物编成《洛阳古城古墓考》，收器达500余件。此后，洛阳的古物更为国内外收藏者所注目。尤其是欧美、日本的古玩商，竟公然提出要求，征购花纹考究的青铜器具。洛阳的作伪者为迎合西方古玩商和收藏者的兴趣，大量伪造名为“法国装”、“东洋装”一类的铜器。他们往往在铜器上复刻花纹，或堆漆仿色，以增强器物本身的“艺术性”。有的还仿造金银器及鎏金银器，亦称“洋装”。这样一来，欧美诸国在掠取很多青铜器真品的同时，也收罗了不少中国人亲手制造的赝品。这种鱼目混杂的现象，曾长期困扰着东西方收藏家对青铜器的鉴赏和研究，时至今日仍是文物市场的一大忧患。

除以上几个大本营之外，还有“小打小闹”，专开作伪作坊的。作伪作坊的主家多为修补青铜器起家，其作伪本领均经过特别训练。由于他们在长期修补中对青铜器较为熟悉，又具备一套“土洋结合”的技法，其伪品颇能“鱼目混珠”。据商承祚《古代彝器伪字研究》说，济南胡麻子胡世昌，陕西苏亿年、苏兆年、凤眼张，苏州顾湘舟等辈，皆为青铜器作伪的强手。清末间苏州有个周梅谷作坊，伪造青铜器采用失蜡法，技巧精湛，铸造的精细花纹近乎殷墟出土的器物风格，其手法之高超已超过了素以作伪大本营之称的潍县。1956年，上海博物馆曾处理一批周梅谷作坊的伪器，其中有一件仿商代的虎食人卣，引起一些专家的兴趣，当时竟有人认为这是一件极其珍贵而重要的文物，后经反复鉴定，才证明它确是一件赝品。

北京的一些古玩铺也兼营青铜器作伪的买卖。他们伪造纹饰和铭文大多采用刻凿的手法。河北冀县人张济卿年轻时在北京东晓市万隆和修补黑铜器，后来学得一手修理青铜器的手艺。他能在青铜器上雕刻铭文，作伪锈，能将一堆破碎的古铜片恢复成原来青铜器的形状，外形看不出一点破绽。当初，天津有位古董商买了件缺腿的古铜鸭，经他整修后，完美无缺，卖给了北京古董商，用卖古铜鸭的钱，竟换回一家小古玩店的股金。

以上所言都是出于唯利是图而蓄意作伪，至于北宋以来对青铜器的复制和仿造则是铸造者出于对古器的喜爱，则应另当别论。比如宋大晟编钟是依春秋晚期宋平公时代的宋公戍钟仿制的，传世的宋太和钟和蟠龙纹钟也是仿制的。元、明时代，也有铜仿制品，但铸作草率，更缺乏生气。这些器物虽不难识别，但与三代古器混在一起，对青铜器的收藏和研究同样是不利的。

当然，后世仿造的青铜器物也并非毫无收藏价值。笔者有位收藏界的朋友存有一套清代仿制的青铜器编钟，这套编钟大小不一，且有铭文，虽非商周所制，但制作亦堪精美，其经济价值也是十分可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