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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话说李清照之赵挺之的浮沉（第1页）

十二、话说李清照之赵挺之的浮沉

在北宋，赵挺之属为数不多的正人君子。然而，由于他是“改革派”，所以时常被人涂黑，至今故态复还。谓予不信，再举一个例子。陈师道《与鲁直书》云：

正夫有幼子明诚，颇好文义。每遇苏、黄文诗，虽半简数字必录藏，以此失好于父，几如小邢矣。

这段话常常被人援引，作为攻击赵挺之（字正夫）的一个“炸弹”。不过，稍加“研读”，你会发现，包括陈师道在内的许多“元祐党人”的话，尽管谈不上是造谣惑众，但也时常似真似幻。我们知道，陈师道在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因不穿连襟邢恕（后诈说赵挺之）棉袄而冻死时，明诚都二十一、二岁了，却还在太学读书。如果真的“失好于父”，哪谁供他上太学，谁替他养老婆，甚至“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回家后，夫妻“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那回太学时谁替他提供赎回典当衣裳的金钱啊?据现有史料，父子俩不仅没有“失好”，而且如果不是“丞相（即公公赵挺之）居政府，亲属或在馆阁，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遂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己”（李清照《（金石录）后序》），那《金石录》的规模及其质量将另当别论了。赵挺之也是个金石学家。从收藏角度说，苏轼和黄庭坚都是“当代人”，如果连“当代大家”诗文的“半简数字”都精芜不一地搜集，那套用一句当代的流行语，岂不成了苏轼黄庭坚或某些明星的“粉丝”?换言之，如果不是正夫才高识广教子有方，明诚知过改过广搜博采，那他后来就不可能成为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金石学家了。

不言而喻，真正“失好”于其父的不是赵明诚，而是陈师道；寻根究底，就是改革派与反改革的政见不同。政见不同引起文人分野及其党同伐异，这既然是宋朝一个时代的主体特征，当然也是苏轼、黄庭坚与赵挺之之间矛盾对立的一个根本原因。《宋史》卷三五一《赵挺之传》云：

初，挺之在德州（治今山东陵县），希意行市易法。黄庭坚监德安镇（在今山东陵县境），谓镇小民贫，不堪诛灭。及召试馆职，苏轼曰：“挺之聚敛小人，学行无取，岂堪此选。”后挺之为秘阁校理，迁监察御史。劾奏苏轼草麻有云“民亦劳止”，以为诽谤先帝。

赵挺之通判德州时，根据提举官杨景棻的旨意，想推行王安石的“市易法”，而黄庭坚作为政府的雇员，不但不支持，还公开对朝廷的方针政策笾行攻击。这行为在古今中外的任何国家都是不可思议的，但发生在中国宋代。更让人目睁口开的是，到了元祐初，赵挺之应召试官职，苏东坡竟然因此阻止挺之当选，并污蔑他是好搜刮钱财的小人，学问品行都没有可取之处。《文献通考》卷五十四《职官》八引《容斋随笔》云：“国朝馆阁之选，皆天下英俊，然必试而后命。一经此职，遂为名流。”兴好那八个字的罪行只是说说而已，并没实在的事实，故赵挺之被授为秘阁校理，和黄庭坚成为了同僚，而庭坚“意常轻之”。每当管膳食的官员问询要吃什么时，赵挺之是山东人就一定说：“来日吃蒸饼。”由于鲁方言的影响，“吃蒸饼”就读成“吃正整”。有一次聚餐行令，黄庭坚就说：“这回酒令必须是五个字，而且从头到尾各一字，最后是合成的一个字。”赵挺之沉吟久之，便曰：“禾女委鬼魏。”话声刚落，黄庭坚马上应道：“来日敕正整。”这显然是有备而来，并且讥笑正夫说话有高粱腔。所有的人都捧腹大笑了。（王明清《挥尘录》卷四）

这一切当然都是意气行事。然而，赵挺之的反击却实实在在，有根有据。所谓“诽谤先帝”，这可是苏轼创作个性的一个侧面，用黄庭坚的话说，即“东坡文章妙天下，而短处在好骂”（《答洪驹父书》）。因此，将蔡确的“车盖亭诗案”与苏轼的“乌台诗案”相比较，你会发现，前者是子虚乌有的“假案”，而后者是无限上纲的“错案”。因为苏轼的诗文确实在讥讽新法，但讽刺和美颂都是儒家诗学的传统，怎能因此下狱治罪啊?不过，《乌台诗案》虽然与正夫无关，但苏轼的二次策题之谤等案，确与挺之有关。元祐党人在肆无忌惮地排斥改革派时，其内部也分成以苏轼为首的蜀党，以程颐为首的洛党，以刘挚、梁焘等人为首的朔党，相互倾轧攻讦，而起因也多是小事，手段也是以“文字”相排击。如，元桔初年议免役、差役利害时，与司马光意见不合，回到家里后，苏轼一边卸巾弛带，一边大骂“司马牛!司马牛!”事情传出后，并不属洛、朔两党的“言者”，即台谏们就对苏轼群而攻之，其中也有赵挺之（《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台谏言苏轼》）。当年十二月，苏轼在学士院试馆职所撰的《师仁祖之忠厚、法神考之励精》策题，被程颐门人、左司谏朱光庭弹劾，说是对仁宗、神宗含有诽谤之意。这次策题之谤，苏轼毫发无损，但成了后来元祐党人对“苏门”没完没了攻击的开端。过了一年，苏轼又为试职官撰策题《两汉之政治》，出现了第二次策题之谤。监察御史赵挺之奏曰：“苏轼专务引纳轻薄虚诞……前日十科，乃荐王巩。其举自代，乃荐黄庭坚。二人轻薄无行，少有其比。王巩虽已斥逐补外，庭坚罪恶尤大，尚列史局。按轼学术，本出《战国策》纵横揣摩之说，近日学士院策试廖正一馆职，乃以王莽、袁绍、董卓、曹操篡汉之事为问……使轼得志，将无所不为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苏轼认为，这是正夫对他及黄庭坚的“报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一五）。其实，卷入这次弹劾的还有杨康国、王觌等人，故有的书又说背景是“言者多与程颐善”。从王觌的奏疏看，他们不仅排击苏轼策题“亏损国体”，还攻击苏轼“习为轻浮，贪好权利，不通先王性命道德之意，专慕战国纵横捭阖之术”，其原因是他“胸中颇僻，学术不正，长于辞华，而暗于义理”。弹劾的结果，苏轼出守杭州。当然，黄庭坚也根本没有想到，赵挺之并非“来日敕正整”之辈。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一一，元祐三年五月丁巳（十二日）条：诏“新除著作郎黄庭坚依旧著作郎，以御史赵挺之论其质性奸回，操行邪秽，罪恶尤大，故有此命。”同日，右正言刘安世又奏：“望陛下以挺之所论（黄庭坚），付外施行，庶使是非明辨，众听不惑。”

元祐四年，“车盖亭诗案”发生，蔡确入狱，苏轼一面上疏营救（《论行遣蔡确札子》），一面密奏，蔡确、吕惠卿等“如蛆蝇”一般的“小人”，“有同鬼蜮，其党甚坚，其心甚一”，而王安石新法“必有时而复”，“臣实忧之”（《论周檀擅议配享自劾札子二首》其二），结果导致蔡确客死岭南，而赵挺之坐不论蔡确，通判徐州。

赵挺之是铁杆“安石派”，别说出为通判，就是为改革献身，他也是愿意的。不过，有的专家说他为此“还不惜搭进了自己的儿媳”，那是缺乏事实依据的。

我们知道，赵挺之属“天水赵氏”，根据就是米芾（1051—1107年）曾在明诚所藏《蔡襄进谢御赐书诗卷》中，题有“於大丞相天水公府”等字，而赵明诚《泰山题名》亦自署“天水赵明诚”。赵姓是以国为氏。周穆王封他的车御造父于赵，故址在今山西省赵城县境。公元前229年，秦军攻下赵国首都邯郸（今河北邯郸市），赵王迁被流放到房陵（今湖北房县）。赵国大臣就立赵嘉为代王，移都于代（今河北蔚县东北）。公元前222年，代王嘉降秦，赵国灭亡。嘉的儿子赵公辅被秦始皇任命为“西戍”的行政长官，居甘肃天水（今甘肃通渭县西北）。“天水赵氏”较早兴旺发达，子孙遍布全国，在汉时有多人封侯，唐时又有多人拜相，是北宋建立之前的赵姓中唯一望族。公元960年，在陈桥驿兵变后，黄袍加身建立宋朝的赵匡胤，自称“本朝广汉后也”（《宋人轶事汇编》）。据《汉书·赵广汉传》，他是“河北涿郡蠡吾（今河北博野县西南）人”。“涿郡赵氏”属赵王迁的后裔，到西汉时才逐渐发展起来，并从房陵迁居蠡吾。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从涿郡中分立河间国，蠡吾属河间，故“涿郡赵氏”又称“河间赵氏”。“涿郡赵氏得天下”后，就代替了天水的望族地位。换言之，赵挺之虽然与皇家同姓，但他既不是“皇室子弟”，又不是“涿郡赵氏”。虽然“赵氏父子自称‘天水’某某”，但这不是“有意跻身‘宗室一，相反的，而是一而再申明自己与北宋皇族是南橘北枳，同姓并不同支。因此，崇宁二年（1103年）九月壬午（初六），宋徽宗下诏“宗室不得与元祐奸党子孙”，及其五服之内的亲戚结“为婚姻”，这也根本没有“威胁到李清照”。还必须指出的是，当今有相当数量的专家学者，喜欢“篡改史料”以适应自己的观点。顺便再说一个例子。如果将这条诏令的后半部分，即“内已定未过礼者，并改正”也抄出来，这时，你就会发现，即使赵挺之是“宗室”，李清照也不可能受到牵连，因为她与赵明诚都结婚二三年了，而诏令说的是已定婚姻但未行过定聘礼的人。既然如此，那么，崇宁三年（1104年）四月甲辰（初一），“尚书省核查元祐党人子弟，不论有无官职，一概责令他们在外地居住，不得擅自到京城来”，这也不可能造成李清照“被迫泣别汴京”，从而与赵明诚成了“异地鸳鸯和分飞劳燕”。

李清照并没被迫回章丘原籍。崇宁二年（1103年），夫婿赵明诚，还“出仕宦”（《（金石录）后序》）。许多人读了这三个字后都大惑不解，怎么，没有进士及第，甚至连科举考试也没参加，还可以出来做官；这准是因为有了个好爸爸。其实，这事还与蔡京罢科举有关。崇宁元年八月，蔡京奏请天下州县一律设立官学，县学生考选升州学，州学生每三年贡升国子监太学。太学专门负责培养上舍生和内舍生。宋徽宗同意，并诏令“取士悉由学校升贡，其州郡发解及试礼部法并罢”。（《宋史》卷一五七《选举三》）。于是，每年春季只考太学上舍生，办法如过去的礼部试。考得上等，立即释褐任官；中等，允许参加皇帝主持的策试；下等，补内舍生。于是，崇宁二年三月癸卯（二十四日），宋徽宗分别赐予霍端友等五百三十八人礼部奏名进士、诸科及第和诸科出身的身份。那些曾经上过书被分列在正类的人提升甲第，列在邪类的除名。赵明诚是“文学”及第（《福建通志》卷五十二《泉州府》）。

赵明诚“出仕”后，当在汴京任职，小两口也没劳燕西东。二十八年后，李清照还在《（金石录）后序》中回忆说：当时，夫妇俩还立下了吃蔬菜，穿粗衣，走遍人迹罕到的边远地方，搜尽天下古文奇字的志向。逐渐地，搜集的金石文物，能堆积起来……后来，有时发现名人字画、一代珍奇器物，也还是脱下衣裳，和对方交换。曾记得崇宁年间，有人拿来南唐著名画家徐熙画的牡丹图，索价二十万。当时，即使富贵人家子弟，要拿出这么一笔钱，也不是件轻易的事。过了两天，终于想不出办法，才将它退还人家。夫妇俩还相对惋惜惆怅了好几天。

崇宁四年（1105年）六月，挺之请求罢相，徽宗准许，还下诏说：“愿俟重来，以熙庶政。闻卿未有第，已令就赐。”恩赐给他的那个府第，坐落在京师府司巷。当时还是暑天。明诚那位嫁与史姓的大姐，热得睡不下去，就到中庭散步纳凉。只见明月人怀，四周如昼。便叹道：“多好的月色啊!”一会儿，庭下渐黯，月光也稍稍暗淡了，最后一片漆黑。仰望星空，辉光灿烂。这时才恍然大悟，都月底了，哪有月亮啊?然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发光。此事，《续资治通鉴长编》没载，但几十年后王嘉叟告诉洪迈（1123—1202年），故见于《夷坚志》甲集卷十九《晦日月光》条。

这似乎是个好兆头。此时，赵挺之过生日，一家欢天喜地；皇帝自然也诏赐礼品，以求隆恩。宋代重文，除实物贺礼外，赵府收到文武大臣的贺寿诗词也相当多。李清照也填了一阕《新荷叶》（“薄露初零”）：

薄露初零，长宵共、永昼分停。绕水楼台，高耸万丈蓬瀛。芝兰为寿，相辉映、簪笏盈庭。花柔玉净，捧觞别有娉婷。

鹤瘦松青，精神与、秋月争明。德行文章，素驰日下声名。东山高蹈，虽卿相、不足为荣。安石须起，要苏天下苍生。

《新荷叶》这个词调名，在赵抃“日晚芳塘”一阕中名《折新荷引》，由于该词有“画桡稳泛兰舟”句，故又名《泛兰舟》。不过，它与双调83字，上下片皆押仄韵的《泛兰舟》调根本不同。

这首贺寿词别开生面，内容和形式都不一般。白露刚刚过去，适值白夜平分的秋分时节。水绕高耸的万丈楼台，就像蓬莱、瀛州两座神山。桂子兰孙齐来祝寿，与他们交相辉映的，是挤满庭院的簪缨门第和秉笏大臣。捧杯献酒的侍女，花容玉貌，别有风致。上片交代祝寿的时间、地点和人物，并烘托寿主的名门望族。这当然是朱敦儒及晁补之等人无法望其肩项的。下片抒写作者的贺寿词：祝您寿比瘦鹤，年如青松，神采与中秋的皓月争明。你的品德操行和高文雄笔，早已声名传播京都。隐居在家，虽然已是白衣卿相，也谈不上什么光彩。祝愿您像谢安一样东山再起，以使天下的百姓能得到复苏。此阕用了好几个典故，其中有三个与东晋政治家、文学家谢安（320—385年）有关。晋裴启《语林》：谢安（字安石）问他的子侄，为什么人们都希望自己的子弟出色?谢玄回答说：譬如芝兰玉树，大家都希望它能长在自己的院子里。后以“谢庭玉兰”、“庭前玉树”、“阶除玉”、“芝兰”、“谢兰”等词，概括这个典故，形容子弟优秀。《晋书·谢安传》：谢安曾任司徒府著作郎，很有名望。后因病辞官，隐居会稽东山（今浙江上虞县西南），朝廷多次征召不肯出仕。有人抱怨谢安说：“你过去屡违朝旨，高卧东山，这样做对得起老百姓吗?”谢安听后受到震动，复出后屡立大功，官至中书令、司徒等要职。后以“东山高蹈”、“安石高卧”、“东山意”等词，表示隐居不仕；或以“不免为苍生”、“苍生起谢安”、“为苍生起”、“济苍生”等词，指不再隐居了，要出来干一番事业。李清照却以“安石须起，要苏天下苍生”，概括这个典故，希望公公赵挺之能再次出山从政，为民请命为民除患。个中忧民忧国之心昭然可见。

本年十月乙丑（初一），由于挺之罢相，故宋徽宗又提拔他的儿子存诚为卫尉卿，恩诚为秘书少监，明诚为鸿胪少卿。挺之辞不敢当，皇帝却不允许。然而，明诚对做官，并没研究金石那么有兴趣。台湾故宫博物院现藏《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四墨迹》，中有明诚题跋。第一则云：“右欧阳文忠公（集古录·跋尾）四，崇宁五年（1106年）仲春重装，十五日德父题记。时在鸿胪直舍。”鸿胪少卿是鸿胪寺副手，协助共掌朝贺庆吊的赞导相礼。此刻清照二十五岁，明诚二十六岁，已结婚五六年了。

就在明诚再读“重装”《集古录·跋尾》之前，令尊赵挺之却觉得国贼禄鬼，横行霸道，回天无力，枉担虚名，又害怕蔡京诬陷他，便三番几次要求回青州老家，宋徽宗只好批准了。办好舟船行装，要进宫辞行时，正好彗星出现西方，徽宗丧胆失魂，于是在十来天里，凡是蔡京提出来的决策，全都半途而废。不仅毁掉元祐党籍碑，还撤销大晟府、明堂诸置局，重新审议科举、茶盐、钱钞等法，诏令吏部、户部审议修改。还派中使，带着御笔手诏去找赵挺之，说：“可于某日来。”

二月丙寅（初三），挺之进宫朝见时，宋徽宗说：“蔡京所为，皆如卿言。”单这“八字”，就划清了赵挺之与蔡京的界线。于是，赵挺之就上奏说：“蔡京提携私结同党的人，安插在朝廷各处，又设置四个辅郡，这对国家并没好处。太祖太宗以来，都是在京城屯驻重兵。在汴河沿岸的雍丘、襄邑、陈留三县，蔡河沿岸的咸平、尉氏两县，都驻扎军队，这取决于漕运带来的方便。到了神宗，将士卒分属有关将领加以教练学习，才成为了精甲锐兵。如果有任务，调兵的虎符早上送出，傍晚他们就赶到了。现在创制四个辅郡，不单修建营垒要花去劳力，而且阻碍了水上运输，这将怎样给他们运送粮饷?”宋徽宗说：“可以，马上把它们撤了。”赵挺之又上奏：“如今各营的士兵，符合身高标准的，所发给的衣服口粮，依照的还是过去的规定，又得轮换到西部边境驻守，让他们冲锋冒死，战死者不可胜数。现在蔡京另立规定，招募四个辅郡的新兵，不但降低身高标准，增发军需物品和每月军饷口粮，还不要守卫边境。小人心理，唯利是图。如果看到对新招的士兵如此优待，那么，老兵就不会给朝廷出力了。”又奏说：“神宗皇帝建立的尚书省，规模宏大。蔡京因为无知妄为的宋安国对他建议，就以为那样对宰相不利，便把它给废除了。这实在让人痛惜啊!”从这些奏言看，如果一定要说挺之与蔡京“争权”的话，那他争的并非个人的权，而是兴利除弊兴邦立国的大权。宋徽宗也认为赵挺之的上奏全都在理，并说：“老天一直干旱，现在蔡京提出辞职，它就下雨了。这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因此，当即就免去蔡京尚书左仆射的职务，改任开府仪同三司、中太一宫使；任命观文殿大学士赵挺之为特进、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