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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殖传（第1页）

货殖传

范蠡隐退成巨富

古代先王的制度，从卿、大夫、士直、天子、公、侯到门丁、更夫、马夫，他们在服饰、棺椁、祭祀、养生、爵位、俸禄、供养、居住、车马送死的制度等，都各有不同的等级规定，下级不能僭越上级，卑贱者不能超过高贵者。惟有这样，才能上下有序而民心安定。

生产要按照一定的时令，消费也要有所节制。在草木的叶子没有凋落时，不能进入山林砍伐；在农历七月前，不能到小路边上捕射飞鸟；在农历九月前，不能到山野捕兽；在农历正月前，不能到江湖打鱼。除了要顺应时令生产外，还在湖边割嫩草，不能在山里砍小树，不能采集鸟蛋，不能捕捉幼小的虫、鱼、兽。这是为了顺应时令气候，使各种生物得以繁殖兴旺。这样做就可以充分发挥自然的功效，使各种财物贮备富足。

士农工商各自依据所在地区的自然条件，充分发挥他们的体力和智力，早起晚睡，治理自己的产业，相互交换工作成果，满足了各自的需要。这样，并没有对于民间人力和物力的额外征发，而远近地区财物都很充足。

人们各安于自己所居住的地方，乐于从事自己的职业，虽然见到华丽和奇异的物品，因为不合于他们的习俗，也不会接受，这就好像西北地区戎族、狄族和东南吴越地区在风俗习惯上不能融合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欲望少而事情简单，财物充足而没有争夺。于是统治者再用道德来引导他们，用礼制来统一他们，所以庶民就有廉耻而且讲礼貌，重视仁义而轻视财利。这就是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能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不需采用严酷的政治而能治理国家的概要。

到周王室衰落时，礼法毁坏。鲁庄公违反周礼在其父桓公庙的椽子上雕刻，把柱子染红。鲁国大夫臧文仲违反周礼，把柱顶方木刻上山形，把梁上短柱画上水藻。鲁国的世卿季氏竟在家庙用八佾奏乐舞蹈，鲁国的叔孙、季孙、孟孙三家，在祭祀祖先时竟唱着《雍》这首诗来撤除祭品，这种风气流传到一般的士人和平民当中，大家无不背离圣王的制度，放弃本业，务农的民众减少，经商的百姓增多，粮食不足而奢侈品有余。

这种衰落的趋势发展到齐桓公、晋文公之后，礼义大为破坏，上下互相冒犯，各国的政治差别很大，大夫们的风气各不相同，追逐欲利的活动不能遏制，破坏等级制度的行为没有止境。于是，商人贩卖奇珍异货，工匠生产没有实用价值的器具，士人进行歪门邪道的活动，以追逐时俗之所好而取得财货。诡诈的人违背事实诈骗取名，奸邪之民犯法害人求利，谋杀君主篡夺国家大权的人成为王公，抢夺大夫封地的人成了雄杰。礼义不能够约束君子，刑罚杀戮不能使小民畏惧。富人用丝绸来装饰墙壁、房屋，食肉、犬马吃粮还有剩余，而穷人连粗衣都穿不上，经常吃豆子喝生水。他们都是编户平民，但因财力不同而地位有别，有人即便成为奴仆，仍然没有怨愤。所以，玩弄权术而为非作歹的人，可以一辈子富足；遵循义理、固守正道的人却不能免受饥寒的威胁。这种风气是从社会上层兴起的，来源于法令制度的破坏。所以，列举这些事情，记载人世间的变化。

从前越王勾践被吴兵围困在会稽山上时，才任用范蠡、计然佐理国政。

计然说：“知道要打仗，就会整顿防务；知道何时使用何物，就真正懂得了东西的价值。把时间变化与货物供求的关系搞清楚，那么，对于各种货物的行情就可以弄明白了。所以，天旱时就预买船只以备涝，水灾时就预办车辆以备旱，这样做符合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

越国奉行计然的政策，国家十分富裕，治理国家十年，用重金奖赏战士，终于向吴国报了仇，洗刷了会稽被围的耻辱。

范蠡感叹说：“计然的计策有十条，越王只用了五条就实现了自己的志愿。既然能用来富国，我也想用来富家。”

于是，他乘着一叶扁舟，漂泊江湖，改名换姓，到齐国叫鸱夷子皮，到陶邑叫朱公。

范蠡认为陶邑处在天下的中心，与诸侯各国四通八达，交易货物非常便利。于是治理产业，囤积居奇，随机应变，叫人还债，运用智巧取利，债务不须追讨即可收回。所以善于生财致富的人，一要能够择人，二要善于把握时机。

朱公在十九年里，三次赚来千金，两次分给了那些穷朋友和远房兄弟。后来年老体衰，听凭子孙们做主，子孙们都能继承家业并有所发展，终致家财万贯。

后世人们谈论富翁时，没有不称誉陶朱公的。

寡妇清守业有道

巴郡的寡妇名字叫清，她的祖先发现一座丹砂矿，几辈人一直独享开矿的收益，家财多得不计其数。

清是个寡妇，她能守住先人家业，用金钱保护自己不受侵犯。秦始皇认为她是一位贞妇，待之以宾客之礼，特地为她建了一座女怀清台。

按照秦汉时期的制度，列侯、封君衣食租税，每年每户一律收税二百钱。干户封君每年的收入就是二十万钱，去见皇上、访问诸侯和祭祀、馈赠等费用都靠这二十万钱开支。百姓中的农夫、工匠、商贾等人，家有一万钱，每年可得利息二千，百万钱财的人家每年就有二十万钱的收入，更徭、租赋都从这里面开支。这样的人家，一般的衣食欲望都能得到尽可能好的满足了。所以说，陆地养牛一百六十七头，养羊二百五十只，养马五十匹，沼泽养猪二百一十口，陂塘养鱼千石，山中种植成材大树干棵。

安邑地区家有干棵枣树；鲁、齐国有麻桑；汉国、江陵、蜀国有千株橘树；淮北、荥水之南，黄河、济水之间有千棵蔌树；燕、秦有干株栗树；陈、夏有几亩漆树；渭川有数千亩竹园；以及在郡国万户名城近郊有亩产一钟的数千亩良田，或千亩茜草、栀予，或者千畦韭菜、生姜。凡是这样的人家，都和千户侯同样富有。

谚语说：“穷人要想发财致富，种田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绣花不如当街做买卖。”这就是说，经商是穷人发财致富的可靠途径。

经纪人调节物价贵贱。贪心的商人，厚利滞销，获利十分之三；心平的商人，薄利多销，获利十分之五，他们的收入也可以和千户侯相比。

任氏慧眼发横财任氏慧眼发横财

宣曲县任氏的祖先，做过督道地方的仓库管理员。

秦朝败亡时，地方豪杰都争着夺取金银玉器，惟有任氏窖藏仓库的粮食。楚汉相争于荥阳时，农民无法耕种，粮价涨到每石一万钱，结果豪杰的金玉全都到了任氏手中。任氏因此发财致富。

富人竟相奢侈，而任氏却不摆有钱人的架子俭朴度日，大力经营农田畜牧。人们争购便宜货，任氏却偏爱买价贵质高的东西。他家富有延续了好几代。因此，任家成为乡里的表率，所以他富有并得到皇上的尊重。

国家开拓边塞地区时，只有桥桃得以达到有牛两千头，羊万只，马干匹，粟以万钟计算。

吴楚七国叛乱时，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要跟随大军出关作战，向放债人家借高利贷钱以供旅途使用。高利贷者认为他们的食邑封国都在关东地区，关东的战事胜负未定，都不肯借。惟有无盐氏拿出千金贷给他们，收取十倍的利息。

过了三个月，吴楚七国叛乱被平息。一年之中，无盐氏就获得了十倍的利息，因此而成为关中的富豪。

关中地区的富豪大贾，大都是姓田的豪族，以田兰、田啬最为富有。韦家栗氏和安陵杜氏也是家财万贯。

前面这些富有者衰落以后，从成帝、元帝到王莽时期，京师长安的豪富人家有杜陵县的樊嘉、茂陵县的挚纲、平陵县的苴氏、长安、如氏县卖丹的王君房，卖豆豉的樊少翁、王孙大卿，都是天下富有资财的人家。樊嘉有钱五千万，其他人的财产都上亿万。王孙卿拿钱财供养士人，与雄才俊杰交往，王莽任命他为京司市师，就是西汉的东市令。

上述这些人都是非常著名而特别突出的富翁。至于其他郡国的富人兼业专利，并通过贿赂而显赫于乡里的，多得不可胜数。因此，秦杨因为有大片田地而富甲一州；质氏靠磨刀发家，列鼎而食；浊氏靠卖肉干起家，侍从的车骑前呼后拥；翁伯以贩卖动物油而成为县邑的首户；张里凭借医马致富，击钟而食；张氏靠卖酱发财，生活奢侈，超过制度的规定；他们的生活都超越了等级制度的规定，但他们通常还都是固守自己的事业，一点点地积累盈利，逐渐发家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