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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国彭对黄帝内经补法的研究与应用（第1页）

程国彭对《黄帝内经》补法的研究与应用

程国彭，字钟龄，号恒阳子，清代名医，天都（今安徽歙县）人。少时因多病而刻苦学医，钻研多年，临症经验丰富，名噪于康熙、雍正年间。程氏笃信佛教，晚年至天都普陀寺修行，法号普明子。

程国彭撰有《医学心悟》一书，成书于公元1732年（清·雍正十年），系其晚年作品，可谓数十年医学研究成果的结晶。全书分五卷，卷一为总论，总述四诊八纲及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八法的理论法则和临床应用。卷二阐述《伤寒论》的理论和证治；卷三至卷五分述内、外、妇、产、五官等科主要病症的辨证论治，每证分别记述病原、症状、诊断和治法。全书分类清楚，论述简要，选方切于实用，并有个人新创名方（如止嗽散、拈手散、蠲痹汤）等。

1．主要学术观点

程国彭主张学贵沉潜深研，并务求对医道有所悟，能广采各家之长。他“博极九书，自《灵枢》、《素问》、《难经》而下，于先贤四大家之旨无不融汇贯通”（《医学心悟·吴体仁序》）。他认为医之为道出于《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诸经典。他虽未有专门研究《黄帝内经》的专著，但确能潜心研究其理论，溯源知流，并结合诸家之论和临床实践，融会贯通，提出八纲的辨证论治总纲，使之定型化，对中医辨证论治理论贡献卓越，至今仍为医家遵从而未被突破。细究其八纲理论，无一不是对《黄帝内经》辨证理论研究结果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所得的结论，无一不是对《黄帝内经》的发挥。

程国彭从《黄帝内经》治则受到启迪，结合对《伤寒论》的治疗法则的研究，概括了历代中医临床治疗法则，归纳出治病的八法（汗、吐、下、和、温、清、补、消）。此八法被后世医学奉为准则，并广泛采用。“八法之中，百法备焉”（《医学心悟·医门八法》），程国彭对中医治法法则及其临床应用的贡献，功不可没。任应秋主编的《中医各家学说》认为他“列论汗、和、下、消、吐、清、温、补八法，较刘完素、张从正、张介宾、汪仞庵诸家，均为约确……而繁简适中，颇有助于临症云尔”。

程国彭的著作阐发医理提纲挈领，切合实用，虽《医学心悟》被称为医学门径书，但影响巨大，对中医学术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程氏还撰有《外科十法》一书，论述痈疽、疥癣、瘰疬等症的诊治，亦为后世医家所采用。程国彭一生门人很多，且教学严谨，言教身教并重，为培养中医人才也做出很大的贡献。

2．辨证论治，精切周详

通观程氏论补专节，最为显著的特点在于辨症精细，论治确切。不仅知其所当用，亦审其所不当用，不仅审其常，而且言其变，条分缕析，一丝不苟。

程氏认为，用补当及时得宜，相机而行。首先，应辨清症属虚实，再予施治。由于虚为损之渐，损为虚之积，若见虚不补，延误病期，则会消耗气血，使天真荣卫之气渐绝而成亏损。所以，应抓紧时机，当补即补。然若为虚人初感外邪，病邪方张之时，却又不可骤然补之，否则有闭门留寇之弊。对此，他主张用补正药加以汗药治之。阳虚者，宜补中发汗，用补中汤加表药；阴虚者，宜养阴发汗，用芎归汤加表药，总以保元气，除病气为宗旨。

鉴于古人有“至虚有盛候，反泻含冤”，“大实有羸状，误补益疾”的经验之谈，程氏指出辨明虚实真假也十分重要。如大虚，内实不足，外似有余，见脉浮大而涩、出汗虚脱者，症属真虚假实症，治当用归脾、养荣辈加收敛药以收摄元神。而大实之症，积热在里，脉反细涩，神昏体倦，酷似虚寒的，为真实假虚症，尤当辨证精切，以防误投补剂而助其病势。

在明确虚实的前提下，程氏要求对作症情进一步的分析，要“分气血”、“辨寒热”、“识开合”、“知缓急”、“分五脏”、“明根本”。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方对其症，丝丝入扣。其中，对如何“知缓急”、“明根本”的见解更是权衡利弊，别具一格。书中据虚的程度、缓急，相应有峻补、缓补、平补之分，极虚垂危之人，非大剂汤液不能挽回者，当以峻补，可予参附煎膏，日服数两，救阳微将脱；予参麦煎膏，服至数两，救津液将枯。若病邪未尽，元气亏虚，不任重补者，则从容和缓补之。而对体质索虚，别无大寒大热之证的，则予服丸散平和之约，调理气血，保其真元。只有这样，方可做到轻重有度，药随症变。又如，他在治自汗、盗汗时，以参、芪、术为敛汗圣药，轻剂不效，则以重剂投之，若仍不效，以龙牡、北五味等收涩之品辅助而行，或以人参养荣汤相兼而用。程氏对温补药作用强弱的描述亦很形象生动，渭：“参、芪、归、术，积平之性，温存之温也，春日煦煦是也；附子、姜、桂，辛辣之性，温热之温也，夏日烈烈是也。和煦之日，人人可近；燥烈之日，非积雪凝寒，升冰解冻不可近也”。

程氏还针对前人“补脾不如补肾”、“补肾不如补脾”的争论，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是知脾肾两脏，皆为根本，不可偏废”，并进一步说明到：“须知脾弱而肾不虚者，以补脾为亟；肾弱而脾不虚者，则补肾为先；若脾肾两虚，则并补之”。这一见解，持论平正，是对两说的重要补充。同时，示人当根据证情，脾肾两顾，因人制宜，灵活用治。

3．以补为攻，别具慧眼

“以补为攻”、“攻补兼施”是程氏论补的又一特点。他认为“治宜通变，正当临症制宜，未可一途而取”，应据邪正的强弱盛衰，症候的虚实多寡来决定攻补两法的主次轻重，组方遗药亦随之变更。

在治疗因正虚而致邪气稽留不去的后期病症时，程氏一再强调当以补为主，或补泻迭相为用治之，目的在于保存正气，驱除邪气。他告诫人们：滥施攻下，不切病情，不顾体质，往往邪未去而正已伤，致虚实夹杂，数脏同病，化源不继，预后欠佳。如在论下法时指出，若见脉虚体弱不胜攻者，须先补之而后攻之，或暂攻之而随补之，或以人参汤送下三黄枳术丸，又或以人参、瓜蒌、枳实，攻补并行不悖。盖峻剂一投，即以参、术、归、芍维持调护于中，俾邪气潜消而正气安固。又如，他治邪从经络、口鼻侵入所致疫证，一般用发散、解秽、清中、攻下四法。但对体虚受邪者，则于前四法中加以补法驾驭其间，选用参苏饮、人参白虎汤、人参败毒散、芎龙汤等方治之。如此，则能左右咸宜，纵横如意，使邪气退而元气安。再如，前人尝谓“痢无止法”，治痢当“通因通用”，多用坠下的槟榔、枳、朴、大黄之属。程氏观察到用上法治痢“效者半，不效者半”的现状，力陈其弊，宗“行血则便脓自愈，调气则后重自除”之旨，主张初痢者，当用调气行血法治之。日久脾虚，食少痢多者，则治以五味异功散加白芍、黄连、木香，清而补之。气虚下陷的，以补中益气汤升提之。虚寒厥逆，脉微细的，以附子理中汤加肉桂温之。这是因为久患痢疾，中本虚，气本陷，若复行坠下，则“降者愈降而痢愈甚”，“每至缠绵难愈，或呕逆不食，而成败症”。故此，当用补气、升提药治之，正气恢复，则利于驱邪。这种以补为攻的思想，在其治疗心痛、疟疾、臌胀、积聚等病症的过程中也有所体现。

4．注重脾胃，饮食摄养

程氏论补，亦重视顾护脾胃。他认为：“脾胃者，吉凶之关也”，“后天之本，尤当培养，不可忽视”，肯定了脾胃健运，中气得固在疾病预后、转归中的重要意义。如他治积聚日久，块消及半者，主张停用攻击之药，但和中养胃，导达经脉，俾荣卫流通，而块自消。对虚人患积的，则用先补后攻之法，先补其虚，理其脾，增其饮食，待元气恢复，然后用药攻积。他又指出“补脾养胃，不专在药，而在饮食得宜。诚以饮食之补，远胜于药耳”，“粥浆入胃，则虚者话”。对邪祛之后，脉症相安者，当渐为减药，用谷肉果菜，食养尽之，以至康复。如他治老人、久病人、新产妇人、大便闭结者，就喜用饮食药物，如枸杞子、柏子仁、芝麻、松子仁、人乳、梨汁、蜂蜜之类。

程氏还强调养生调摄的重要性，谓：“药既补矣，更加摄养有方，斯为善道”，“食补不如精补，精补不如神补”，要求人们起居有常，饮食有节，和平恬淡。并提出“保生四要”，即节饮食，慎风寒，惜精神，戒嗔怒。如此，则气血流通，谷神充畅，心田宁静，强身御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