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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格罗县的哈姆莱特（第3页）

“亲爱的先生，我明白您很体谅人，那就请您站在我的角度为我想一想吧。我能从黑格尔的百科全书中得到什么益处呢?您认为，这部百科全书和俄罗斯的现实生活有什么关联之处呢?那再请问您，我们怎么能把这部百科全书——不单单是它，还有德国哲学——进一步说，甚至把德国的全部科学都结合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来呢?”

他很兴奋竟从**跳了起来，还咬牙切齿地嚷道：“啊，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呀!那为什么我还要去国外呢?为什么不在家里研究现实生活呢?这样就可以了解生活的需求、生活的前景，也可以搞明白自己应该肩负的使命了。但是，算了吧，”他换了一种语调，就仿佛是在为自己辩护，而且有点胆怯了，“书里还没有著述过的东西，我们这些人又如何研究呢?我倒是愿意求助于俄罗斯的现实生活。但是它，我的宝贝儿，它却不肯开口啊。它沉默不语，却又仿佛在说，你就这样来理解我吧。但我又没有这种本领。您来给我做个结论吧，帮助我得出一个论断吧！有些人说，你听听我们莫斯科人说话吧——都说俄罗斯人说话像夜莺一样。这就是一个结论。但是倒霉就倒霉在这里！他们像库尔斯克的夜莺一样啼鸣着，可毕竟说的不是人话啊！所以我左思右想，我认为：‘科学可能到处都一样，真理也是如此。’于是我就拿定主意要到国外去，到异教徒那里去。有什么办法呢？我血气方刚，傲慢自负，所以就陷入了谜塘。您可明白，我是不愿意在还不到发福的年纪就胖起来的，虽然大家都说发胖是好事。只是话又说回来了，假如造物主不赐给你肉，你想胖也是胖不起来的!”

“等等，”他稍微微停了一下又说，“我似乎说过要给您说一说我结婚的情况对吧。那就请您听吧。第一，我要告诉您，我的妻子已经不在人世了；第二，第二嘛，我还是把我的青年时代的情况说给您听好了，要不然您一点也不了解——啊，您可能想歇息了吧?”

“不，不想睡。”我充满好奇地说。

“啊，那太好了，那就请听好吧。唉，隔壁房间里鼾声如雷，那个叫康塔格留欣的尊敬的先生太不高雅了!我出生在一个双亲并不家境殷实的家庭。我之所以说双亲，是因为据说我除了有一个母亲，还有一个父亲。但我不记得他了。据说，他并不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长着一个大鼻子，长了一脸的雀斑，头发是火红色的。他用一个鼻孔吸鼻烟。在我母亲的卧室里挂着他的一副肖像。上面的他身上穿着红色制服，黑色的衣领一直竖到耳朵根下。他的相貌非常丑陋，我常常被揪着站到他的肖像旁边去接受惩罚。这种情况下，母亲总是指着他的肖像说：‘要是他活着的话，往死里打。’您可以想象，这对我是一种多么大的恩赐。我既没有兄弟，也没有姊妹。说老实话，我有过一个短命的弟弟，由于后脑生了一种从英国传来的不治之症，刚出生不久就被痛苦地活活折磨死了。这种英国病怎么会被带到库尔斯克省希格罗县来呢?让人很是费解，但是真正的问题却不出在这里。我的母亲像其他乡下女地主一样，怀着满腔期望来教导我。从我刚来到人世那个辉煌时刻开始，她就尽心尽力，一直到我年满十六岁。您是否还在听我讲呢?”他突然问道。

“当然啦，我在听，请讲吧。”我赶紧说。

“啊，好的，那我接着。我年满十六岁时，我母亲毫不迟疑地辞退了我的法语家庭教师。那是一个从涅仁市来的一个名叫菲里波维奇的德国人。母亲把我带到了莫斯科，还给我在大学里报名注册。在把我托付给了我的亲叔叔照看后，她就魂归天国了。我这个叔叔科尔东·巴布拉是一位法院监察官，他是一个很著名的人物，不仅是在希格罗这样一个县里，但是他的名声在外。我这个亲叔叔，法院监察官科尔东·巴布拉，把我的财产搜刮得一干二净。但是问题也并不出在这里。我刚进大学的时候——我理应为我的母亲说句公道话——在她的教导下我已经具备相当好的素养了，但就在那个时候，我的身上暴露出缺乏个性这个致命弱点。我的童年跟其他人没有一点儿不好别，我也是稀里糊涂地、懵懵懂懂地长大，就仿佛是被包在羽绒被子里捂大的一样。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记那些诗篇，也开始了忧郁烦闷，还美其名曰‘爱幻想’。幻想什么呢?啊，对了，幻想美好的事物。我在大学里并没有走别的路。入大学的第一天我就加入一个社团。那个时代与现在可大不一样。可能您不明白社团是怎么一回事儿吧?我还清楚地记得席勒在一首诗里曾说道：

唤醒狮子可非常危险，

考虑的牙齿更令人胆战心惊。

可人世间最为可怕的，

是一个人的神经错乱!

我可以向您断言，席勒想说的并不是表面看到的这个，他想说的是莫斯科城里的‘社团’!”

“您认为社团有什么可怕之处吗?”我奇怪地问道。

我的这位同屋从**抓起睡帽戴在了头上，他戴得那么起劲快拉到鼻子上了。

“怕什么呀?”他喊道:“我认为社团——就是毁灭一切独立发展的场所，是社交、女性和丑陋不堪的生活替代场所。社团——唉，且慢，还是让我告诉您，社团究竟是什么玩艺儿吧!社团就是闲散懒惰之人和过着萎靡不振生活之人的港湾，但有些人却偏偏给它加上正当合理的名义作为光鲜的外衣。社团用推理争论来代替闲聊，教唆你养成高谈阔论却没有任何结果的不良习惯，它不让你从事有创新的有益工作，而是让你沾染上文学疥疮，最后剥夺了你心中蓬勃的朝气。社团只是是打着团结和友爱的旗号搞一些庸俗无聊的东西而已。它以真诚坦率和友爱照顾为借口，进行相互打击、相互诋毁的活动。在社团里，每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有权把自己不干净的手指直插进同伴的心灵深处，从而使每一个人的心灵都不再完美如璧，而是伤痕累累。在社团里有那种专门推崇夸夸其谈，妄自尊大目空一切的人，还有些少年老成或是未老先衰的人，以及主张金玉其外败絮在内的平庸诗人。在社团里十六七岁的男孩子竟然大谈特谈女人和爱情问题，而且还谈得头头是道，但是他们在女人面前却噤若寒蝉，即使和她们谈话也像对着书本念词一样。不知所云!社团里盛行诡辩空谈，社团里成员之间相互跟踪，相互监视，他们的本领真可以说胜过专门搞这种活动的警察和密探。啊，社团啊社团!你不是什么社团，你就是一个魔法圈套，这个圈套毁灭了何止一个正派的人!”他说得**澎湃。

“喂，请允许我插一问话——言过其实了，这太夸张了。”我打断他的话说道。

我的同屋默然看了看我，接着说。“可能是吧，天晓得，可能是吧。我这种人也只剩下一件可以开心的事情了，那就是爱夸张。所以，我就这样在莫斯科混了四年。尊敬的先生，我真是无法向您描绘这四年的时光过得多么快，那真是快得可怕！此刻回想起来，我感到既悲愤又懊恼。如同是早晨一起床，就坐着雪橇从山下滑下来一样，一眨眼的工夫，已经飞到了山脚下。这时太阳也落山了，于是一个睡眼惺忪的仆人帮你穿上常礼服，你穿戴整齐懒洋洋地到朋友那里，抽几根香烟，喝几杯淡茶，聊聊德国哲学、爱情、精神之类的永恒话题，有时再扯到一些其他的问题。但是在那里我也碰见过一些奇特而又有独创精神的人。有的人无论怎样被摧残、被压制，却能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本性不变。而我却是个不幸的人，如同捏柔软的熔蜡一样被捏来捏去，可我那让人可怜的本性居然丝毫不反抗!当时我已经二十一岁了。我承继祖业，或者更准确地说，我接管了家产中我的保护人认为有必要留给我的那一部分，剩下的呢，我让一个已经赎身的家奴瓦希利·库德里亚舍夫看管全部领地，然后我就出国去了，到了柏林。在国外，如同刚才我和您说的那样，过了三年。但是又怎么样呢?我在国外依旧是一个很不引人注目的人。首先——这自然不用说了，我对欧洲的历史和生活，一点儿都不了解，我只只是是在德国听听德国教授讲过课，读一读德国的书籍罢了。和在国内不同的也就仅此一点。我过着孤独无依的生活，像个修道士一样。我和几个退役的俄罗斯陆军中尉整天厮混在一起。他们也和我一样，为口渴望知识而伤神，然而遗憾的是他们头脑不开窍，理解力很不好，而且口嘴笨拙。后来我又结交了从奔萨省等物质丰富的省份来的几个人，但他们的头脑也都是不怎么机敏。有时我到咖啡馆里去坐坐，有时看看杂志，晚上去看看戏。我和当地人很少交往，和他们谈起话来也会很显得紧张，所以他们也没有和我怎么交往。只是有那么两三个犹太裔的不务正业的坏小子，常常纠缠着来找我借钱——他们都认为我这个俄国佬比较好骗。后来，一次奇遇让我来到了我的一个教授家里。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本来是报名到他那儿去听课，意想不到的是，他热情地邀请我参加他的家庭晚会。这位教授有两个女儿，年纪都是二十六七岁。天哪，她们两个人的身材都是又矮又粗壮，鼻子长得很好看，满头卷头发，眼睛是浅蓝色的，手柔软红润，指甲洁白剔透。她们一个叫林亨，另一个叫明亨。从那以后，我就常常到教授家里去。直言相告，这位教授并不愚笨，但是他精神上仿佛受过刺激，这使得他讲起课来思路清晰，但是在家里就有些糊里糊涂的了，而且还老是把眼镜放在额头上。只是他真是个学识渊博的人。您猜怎么样?突然有一天我觉得我爱上了林亨，而且整整有六个月，我都沉迷在这种感觉之中。虽然我很少和她交谈，聊天也只是全神贯注地望着她，但我常常给她读各种各样的各样的动人故事，然后静悄悄地握一握她的手。到了晚上时分我就和她一起幻想，我们专心致志的看地望着月亮，或者仰望着天空。嗬，她煮的咖啡太香了!如此看来，一切似乎都心满意足了，但有一点使我忐忑不安——在那种所谓妙不可言的幸福时刻，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口总是隐隐作痛，胃里也觉得不舒服发堵，我还会一阵阵打冷颤。我想我可能没有福气享受这种幸福，于是就逃之夭夭了。此后，我在国外又呆了整整两年。我去过意大利，曾在罗马观赏过《基督变容》，又在佛罗伦萨见识了“维纳斯”。那时，我突然陷入了一种过分狂热的状态之中，如同着了魔一般！一到晚上我就诗兴大发。而且从那时开始每天都日记。总之，那个时候，我的言行举止也和大家一样。但是，您看，就这样我算得上是一个有个性的人了!但其实我对绘画和雕塑根本就一窍不通——这一点我本应该坦率地说出来——但是不，那怎么能行啊？还是找个导游去浏览一下壁画吧。”他唠叨地说着。

“我最终回到了祖国。”他用疲惫嘶哑的声音接着说下去，“我回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我的性格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在国外我是那样沉默寡言，但是到了这里，我又突然变得能言善辩了，天知道，我竟然也变得目中无人起来。我碰见了一些宽容厚道的人，他们差不多把我抬举成天才，贵妇小姐们饶有兴致地听着我高谈阔论，任凭我信口开河。但是我却不擅长保持自己的声望。一个晴朗的早晨，出现了诽谤我的流言蜚语。那是谁炮制出来的我并不明白，可能是一个变态的老处女传出来的——这样的老处女在莫斯科随处可见。流言蜚语一旦出现，就会像毒草一样遍地蔓延。我被纠缠住了，想跳出来，我想挣脱斩断缠在我身上的丝网，但是不论我怎样努力就是挣不脱、斩不断。实在无可奈何，我只有躲开。这也表明我是一个沉不住气的人。我本该平心静气地等待这一阵攻击成为过去，如同害荨麻疹一样，沉住气忍一忍也就挺过去了。到时候那些宽厚憨实的人又会张开怀抱欢迎我，那些贵妇小姐们也会满面笑容地听我滔滔不绝。但是糟就糟在这里，我不是奇特的人。您明白吗，我的良知突然觉醒了，我不好意思再信口开河，不好意思再在众人面前胡言乱语了。昨天在阿尔巴特瞎扯，今天在特鲁巴街胡说，明天又到西夫采夫，符拉日街去发表言论。其实吹来吹去都是老一套。但是有些人就十分喜爱这一套又该怎么办呢?您就看看那些所谓的凭舌头闯**江湖的英雄好汉吧！他们对这类行为满不在乎。恰恰相反，他们迷恋于精通此道，整天乐此不疲。有的人二十几年就靠着这种本事混饭吃，他们颠来倒去卖弄的都是老一套。这就是所谓的自信心和自尊心!我也有过自尊心，而且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泯灭。但是我却要说，糟就糟在这里！我必须重复一遍，我并不是一个奇特的人，我总是停留在中庸之道上。造物主应该赐予我更多的自尊心，要么他就完全不给。在最初那些日子里，我的确是这样的惊慌失措。加上我旅居国外，把我的财产耗费一空，但我又想娶一个年轻的，身体像果子冻一样绵软的商人的女儿。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一走了之，躲回我自己的那个村子里去了。”他又斜着眼睛看了我一下，接着说：“至于我到农村生活的最初感受，以及大自然的美景、清幽孤寂生活的魅力等等，我就无须向您一一赘述了吧。”他的语气仍然是口渴望得到我肯定的答复，他说话的欲望仍然十分强烈，

“随便，”我答道道。

“况且，”他接着说，“这些都是胡言乱语，至少我所接触过的都是如此。我在乡下的生活过得百无聊赖，如同一条被关起来的狗一样，浑身不舒服。虽然，在我归来的途中，头一回在春天里经过我熟悉的白桦林时，我差不多有些晕眩了，我的心中突然萌发了一种朦胧的甜蜜的期望，我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然而这种朦胧的期望，您明白的，永远都不可能实现。相反地，生活中常常会出现完全不可预见的情况，比如兽疫啦、欠租啦、拍卖啦，诸如此类。由于我有总管雅可夫的协助，我一天一天将就着混日子。这个总管代替了原来那个总管，可到后来他侵吞了我的财产，竟变得比原来的总管更加贪婪！另外，他那双涂柏油的长统靴子散发出的难闻气味更让我不能忍受。有一次我突然想起了一户熟悉的邻村人家——一个退役上校的夫人和两个女儿，便吩咐套车前去拜访他们。半年之后，我就娶了这位上校的次女为妻了!所以这一天应该是值得我永远纪念的日子！”

“有些梨子，”他稍微沉默一小会之后又说了起来，“要在地窖里放一段时间再吃，才能品尝到它们的真正滋味。我那亡妻可能就是属于这样一类人吧。她是上天的宠儿。直到现在，我才能为她说上一句真正的公道话。直到现在，比如说当我回忆起结婚前与她共同度过的那些个黄昏时，那时的欢乐非但没有勾起我一点儿的哀伤，反而使我感动得潜然泪下。她的家庭并不富裕，家里的房舍也都是老式的木质结构，但是住着却很舒适。房子坐落在一座小山冈上，一个荒芜的花园掩盖在草木丛生的院落里。山脚下流淌着一条小河，透过繁密的枝叶，隐隐约约地可以望得到波光粼粼的河水。房子带有一个大凉台，从屋子一直通向花园。凉台前是一个椭圆形的种着五颜六色的玫瑰花的大花坛，花坛里的花儿色彩是那样的鲜艳夺目。花坛的两端种有两株相思树，它们那已故的主人在它们还幼嫩的时候就把它们盘绕成了螺旋形。在稍远处，荒芜的野生马林果树丛环抱着一个凉亭。亭子内部粉刷得很精致，但是外边却已经衰败不堪，很是凄凉。凉台上有一扇玻璃门通向客厅。客厅里的陈设很能引起人们的充满好奇心和观赏的兴致。屋角里有瓷砖砌的壁炉，屋子的右面摆着一架略显古老的钢琴，上面还堆放着一些手抄的乐谱。客厅里还有一张上面罩着已经褪色的浅蓝色底白花纹的缎套长沙发，。房间里还放着一张圆桌，两个里面陈列着叶卡捷琳娜时代的瓷器和琉璃球玩具的玻璃橱柜。墙上挂着一幅有名的肖像画，上面画的是一个胸前抱着一只鸽子的金发少女，眼睛注视着前方，桌子上放着一个花瓶，里面插着或是怒放或是含苞欲放的玫瑰花。您看，我描绘得多么细致呀。我爱情的全部悲喜剧就是在这间客厅和那个凉台上上演的。上校的夫人是一只母老虎，不仅撒泼放刁，连说话也是凶狠的。她时常嘶哑地吼叫着，不仅蛮横而且总爱吵闹。她有两个女儿，一个叫薇拉，她同县城里一般的小姐没有什么两样；另外一个叫索菲娅，我爱上的就是这个索菲娅。姊妹两个共用一个卧室。里面摆着两张木质单人床，还能见到黄色的纪念册，一盆木樨草，还有画得很差劲儿的铅笔肖像画，画的都是青年男女。其中有一位尊敬的先生的肖像很惹人注目。他面部的表情充满青春活力，而画上的签名更是潇洒有力。在年轻时代，他肯定曾使人们对他寄予很高的期望，但是其归宿可能和我们大家一样——庸庸碌碌，一事无成。房间里还有席勒和歌德的半身塑像，一大堆德文书籍，以及已经干瘪的花冠和其他一些留做纪念的物品。虽然难得造访这个闺房，但是我也不十分喜爱进去，在那里我总有一种憋闷的感觉。说来也怪，当我背对索菲娅坐着时，觉得她很讨人十分喜爱。当我在凉台上时，特别是在黄昏时刻，当我思念着她或是幻想着她时，便觉得她讨人喜爱。那时，我眺望着晚霞，望着那些在有些黯淡的玫瑰色天空下还能清晰可辨的一片片小小的绿叶，陪伴着或者思念着我的心上人，那一刻我的心仿佛融化在了蜜糖里面。

我越发觉得我真的爱上她了。于是，就在这种黄昏美景的感召下，我最终壮着胆子向老太婆请求，希望她答应把女儿嫁给我。大约过了两个月，我真的和她结了婚，我如愿以偿了！当时我觉得自己是爱她的。但是时至今日——我本应该早就明白——时至今日，我仍然不能确定我究竟爱不爱索菲娅。她是一个心地善良、聪明贤慧又稳重大方的人，她有一颗温情脉脉的心。只有老天明白，为什么她的心底深埋着一个无法愈合的伤口。可能是因为久居乡下，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这处创伤——还是说伤口吧，一直在流血，在溃烂，无法医治。不管是她自己还是我，都讲不出这个伤口的名字来。当然，这个深埋着的伤口是我在结婚以后才逐渐地发觉到的。尽管我费了好多心思帮助她医治，还是一点儿效果也没有！这让我想起了我在童年时代养过的一只黄雀。有一次它被猫给逮住了，虽然我及时把它解救出来，给它医好了伤。但是我这只让人可怜的黄雀再也不能康复如初了，它终日郁郁寡欢，越来越憔悴，而且再也不啼鸣了。结果一天深夜里，一只大老鼠钻进开着的笼子里咬死了它，彻底地呜呼了事。不知一只什么样的猫把我的妻子给抓伤了，所以她也一直郁郁寡欢，终日郁郁寡欢，越来越憔悴，如同我那只不幸的黄雀一样。有时，虽然她自己也想打起精神来，在清新的空气里或是在温馨的阳光下，悄悄松松地自在片刻。然而她刚一振奋，立即就又萎缩了。她是真心爱我的，她曾经多次向我倾诉心声说她很幸福，有了我她再别无他求了——呸，见鬼!她的眼睛仍然没有一丝光彩。我不明白是不是她从前碰见过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我千方百计地寻找原因，但是一无所获。

哎，那么请您判断一下吧。如果我是一个奇特的人，或许只需耸一耸肩膀叹两口气，就会像什么也没发生过的一样，照样过平静的生活。但事实上，我却不能。我不是一个奇特的人，所以我就想到了悬梁自杀。我的妻子已经深深地沉迷在老处女的那种习气之中了——她就喜爱贝多芬，还好夜游，而且十分喜爱养木樨草。她还常常和朋友通信，搞纪念册等等，以至于无法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所以也就无法适应其他生活方式，特别是不适于做家庭主妇。但是，一个已经出嫁的女人整天都沉陷于无名的不耐烦与惆怅之中，一到晚上就开始唱‘你在凌晨时刻不要唤醒她’，这不是太荒唐太可笑了吗？”他停了一会又接着说，“请看，我们就这样一起安享了三年和乐美满的生活。到了第四年，索菲娅因为难产而丢掉了生命。说来也很怪异，我仿佛早就预料到她不可能为我生一个女儿或者儿子，她不会赏给人世一个新的公民。直到现在，我还能明白地记得为她举行葬礼时的情景。那是一个春天。我们教区的礼拜堂并不大，而且已经破旧不堪了。悬挂圣像的墙壁也已经发黑了，其他几面墙也光秃秃的，没有任何装饰物。石灰已经斑驳杂乱，有些地方砖都露出来了。每一个唱诗班的席位上都供奉着一幅古老的大圣像。棺木抬进来之后就被摆放在圣幛正门前的中央，罩上褪了色的盖棺布，周围再摆上三个蜡烛台。仪式开始了。一个老迈的教堂执事在读经台前悲伤地诵读经文，他的脑袋后面拖着一个小发辫，绿色的腰带系得非常的低。神父也是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但他显得慈眉善目，虽然有些老眼昏花了。他身上穿着一件有黄色花纹的紫色法衣，兼当祭司和助祭。在一扇扇敞开着的窗户外面，纵横交错的白桦树枝吐出了嫩芽，在风中发出“簌簌”的响声。院子里飘来阵阵青草的气息，沁人心脾。蜡烛红色的火焰在明媚的春光中显得既苍白又黯淡，麻雀“喳喳”的叫声在礼拜堂里回响着。屋顶上常常飞下来一只燕子，发出叽叽啾啾的叫唤。在金色粉尘般的阳光里，几个浅褐色头发的农民在向死者鞠躬致哀，他们的头一起一伏如同海浪，热诚地祈祷着。香炉孔洞里吐出的缕缕浅蓝色的烟在空中缭绕。我看了看妻子那张毫无生气的脸，她真的死了!死了，死神真的来了！就是死也没有医好她的创伤，没有使她得到彻底的解脱。她的面部仍旧是那样一副痛苦悲哀、胆怯懦弱的表情，她即使躺进了棺木也依然很不轻松、很不开心。我心如刀绞!她是一个多么温柔善良的人啊！但是为了让她能够得到解脱，死或许是最好的方式!”

“最终，”他又接着说，“我从妻子死亡的悲哀和颓丧中解脱了出来。我想振作起来干一番事业。我在省里谋了一份公职。但在公职机关的大办公室里，我的头却开始剧烈地疼痛，视力也越来越不好。这时刚好发生其他事情，我便乘机辞去了公职。我筹措不到钱，所以我原打算去莫斯科便没有去，而且——方才我已经跟您讲过，我过惯了与世无争的平静生活。这种生活追求可以说是心血**，也可以说不是心血**。从精神方面来说，我早就想过与世无争的平静生活了，尽管我仍然不肯俯就。我以为我的感情是淳朴的，这是乡村生活的经历和那些不幸的往事所造成的结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早就看出来，几乎我所有的乡邻，不论男女老少，最初都很敬仰我的学识，羡慕我出国留学、敬佩我的教养和举止还有其它一些优越条件。直到现在呢?他们不仅对这些习以为常，而且居然对我怠慢和轻视起来。他们对我的谈论已经不感兴趣了，跟我说话也不再那么客气了，不再用恭敬的言语了。

啊，我还忘记告诉您了，刚结婚的时候，因为寂寞无聊，我曾经尝试从事写作，我还给杂志社寄去过一篇文章。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当时我写的是一部中篇小说。但是过了不久，我收到了编辑的退稿信，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毫无疑问可以看出阁下是很有学识的，但是缺少写作的才华，而从事文学创作最需要的正是才华。’不仅如此，我还听人家说，有一个迷失了方向的莫斯科人，是一个很善良的青年人，他在省长家的晚会上无意中议论起了我，说我江郎才尽，毫无用处。但是我仍然半梦半醒地混着，不愿给自己一个‘大耳光’以便让自己清醒一些。最终有那么一天早晨，我才真正清醒过来。是这么回事儿：县警察局长来到我家提醒我我的领地上有一座桥塌了。然而当时我完全没有经济能力对这座桥进行修复或重建。这个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和监督者倒是很宽宏大量，他一面就着一道鲟鱼干喝着白酒，一面以长辈的口气责怪我太散漫，然而又体谅我的处境，劝我只要吩咐农户们在上面堆些粪土也就能敷衍过去了。只要这么做就算没有这回事了。说完此事，他就无忧无虑地吸起烟叶，还和我聊起即将举行的选举之事。当时有一个姓奥尔巴萨诺夫的人打算竞争这个省首席贵族的荣誉称号，正在积极活动着。这个人不仅是个信口开河的大骗子，而且还是一个贪污分子。他也并不特别富有，更谈不上有什么崇高的威望。我这个人心直口快，便对他发表了一通议论，甚至说得很毫不客气。说老实话，我很看不起奥尔巴萨诺夫尊敬的先生。警察局长听完了我这番议论，看了看我，又亲热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和气地对我说：‘哎呀，瓦希利·瓦希利耶维奇，这样的人物可不是您我应该议论的呀！我们哪有这个资格呀?还是安分守己少发些议论为好，我们都应该有自知之明啊。’‘得了吧，’我愤怒地反驳说，‘我和奥尔巴萨诺夫有什么不好别呀?’听到这里警察局长把烟斗从嘴里拿开，睁大了眼睛，然后突然大大笑起来：‘哎，您这个人可太有趣了！’最后他大笑得眼泪直流说道，‘你这个人说话真逗！哎呀!你真会开玩大笑！’他离开之前一直在嘲大笑讽刺着我，还常常地用胳膊肘捅捅我，说起话来也很随便，毫无敬重之意。最后，他最终走了。我不好一点就跟他发火了。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在屋子里来来回回地转了好几圈，最后站在了镜子前，很长时间地凝视着自己那张因发窘而狼狈不堪的脸，缓缓地伸出舌头，苦大笑着摇了摇头。这时我眼球上的白翳脱落了，蒙着眼睛的迷雾消散了，我更明白地看到——而且比看镜子还要明白地看到，我是一个多么空虚无聊、渺小无用的人，一个丝毫也不奇特之人!”说话的人又沉默了一小会，象在思索什么。

“这可有点儿太不像话了！”隔壁房间里的康塔格留欣尊敬的先生带着朦胧的睡意恼怒地说道，“是哪个蠢货在大半夜还絮叨个没完没了?”

我同房间的人立刻“哧溜”一下钻进了被窝，战战兢兢地伸出头来望着，并且在嘴边竖起一个指头来警告我不要说话了。

“嘘——嘘——”他低声地提醒我。接着，他向传来康塔格留欣声音的方向，毕恭毕敬地赔礼道歉：“明白了，明白了，真是对不起！”继而他又低声地说：“应该让他歇息了，他需要歇息，我们应该让他好好歇息一下。至少我们让他明天吃起东西来胃口还是那么好，我们没有理由打扰他。况且，我要说的似乎都说完了，您肯定也想歇息了，祝您晚安。”

他说完立刻转过脸去，把头埋在枕头里。

“请您告诉我，”我说，“您贵姓？”

他立刻抬起头来，快速地说：“不，看在上帝的份上！请不要问我姓什么，也无须向别人去打听。让我成为您的记忆中一个永远不明白姓氏的倒霉蛋儿吧。”

翌日清晨，仆人把我唤醒的时候，已不见他的人影了。

184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