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文小说网

希格罗县的哈姆莱特（第1页）

希格罗县的哈姆莱特

有一次我在游猎途中受邀到名叫亚历山大·米哈伊蕾奇·格某某的有钱地主家赴宴。这个地主，也是一个爱打猎的同道中人，我们可以说是志趣相投。他的村子离我当时住的那个小村子大约五六俄里远。我穿上了燕尾服应邀去了亚历山大·米哈伊蕾奇家。我奉劝各位，凡是要外出，就算是出去打猎，最好也要带着燕尾服，这样让你可以随时保持绅士风范。宴会定在六点钟开始，我提前一个小时到达。我到达时已经有许多的嘉宾了。他们都是些贵族，有的穿制服，有的穿便服，还有的穿着叫不出名称的服装，但都显得气质不凡。主人十分热情地出来接待我，但他又急匆匆地朝餐室管理人员的房间跑去，好象是出了什么事。后来我才明白，他正在等待一位大人物。但他这种心情和他那种无需依靠别人的社会地位及财富完全不相称。亚历山大·米哈伊蕾奇从未涉过情事，光棍一条。和他交往的那些人也都是单身汉。他过日子奢华至极，挥金如土，还把祖传的房舍大规模地扩建并装修得富丽堂皇。每年他都从莫斯科定购大约一万五千卢布的美酒。他是这里的郡望。亚历山大·米哈伊蕾奇很早以前就退休了，但他没获得任何荣誉头衔。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非要请这位高官光临不可呢？他又为什么在举办宴会的这一天从清晨起就如此激动呢?让人很是想不明白。这正如我所认识的一位司法缉查官，当别人问他会不会接受他人乐意奉送的财物时，他所答道的是：无可奉告。

我和主人分开以后，就到各个房间随意转了一转。差不多所有的客人都是陌生人，其中的大部分根本就没看见过面。已经有二十几个人围在牌桌上了。在这些牌迷之中，有两个军人。他们气质高雅，但相貌显得衰老憔悴。有几个文官领带系得又紧又高，胡须还染过色，但也只有刚毅果断且安分守己的人才会留这样的胡须。他们认真地理着纸牌，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摇头晃脑地左顾右盼，只是侧目扫视着过往的人。有五六个县城里来的官吏，一个个大腹便便，脑满肠肥，他们的两只脚规规矩矩地并拢着。这几位尊敬的先生说话的声调都软绵绵的，温和地向周围的人微大笑致意，并把纸牌紧紧拿在胸前，出王牌时也不会大呼小叫地敲桌子，相反的是，他们用波浪式的动作把纸牌飞弹到绿呢子桌面上。在收取赢牌的时候，他们的动作也是极轻柔极斯文的，悄无声息。余下的贵族，有的坐在长沙发上，有的簇拥在门口或窗户旁边。有一个稍微显老相的言谈举止有点像女人的地主站在屋角里，他全身打颤着，脸色红扑扑的，正忸怩不安地摆弄着挂在自己怀表上的小饰物，象个害羞的姑娘，正自得其乐。还有几位穿着圆形的燕尾服和格子纹裤子的尊敬的先生，他们的衣服都是在莫斯科制作的，出自于一流的裁缝高手菲尔斯·克留辛之手。他们在那儿高谈阔论，旁若没有人地摇晃着他们那一颗颗油光光的肥脑袋。还有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眼睛近视，满头浅黄色的头发，他穿着一身黑色的服装，显得很羞怯，然而他脸上的微笑却很刻薄。

我看着这些，逐渐地感到寂寞无聊。正在此时，有一名叫韦尼津的人突然过来和我打招呼。他是一个尚未毕业的青年学生，寄宿在亚历山大·米哈伊蕾奇家里，他究竟算个什么样的人还很难说。但他的枪法很准，又善于驯狗，我在莫斯科时就与他认识了。他是那种在五花八门的考试中“呆若木鸡”的青年。也就是说，不管教授们提出什么问题他都答不出一个字!说得好听点，大家常把这类人称为“留连鬓胡子的人”。各位可以想象得到，这已经是很长时间以前的事了。通常情况是这样的：比如，轮到韦尼津去应试了，在未去应试之前，他会挺直了身子老老实实地坐在自己座位上，浑身大汗淋漓，眼睛茫然四顾。当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时，他会“噌”地站起身来，赶紧把制服扣子扣好，侧身走到考试桌前。“请抽一道考题。”教授总是和颜悦色地对他说。于是韦尼津把手伸了过去，手脚颤抖地去摸那一大堆考题。“请不要随意挑选!”这是一个来参加监考的外系教授，他是一个爱激动的小老头儿，他突然讨厌起这个不幸的“连鬓胡子”，用生气而威严的语调对他说道。韦尼津只得听天由命了，随便拿了一道考题向教授报告号码，然后就走到窗前坐了下来，等待着他前面那个考生答道完问题。韦尼津坐在窗前专心致志的看地注视着自己的考卷，偶尔像刚才那样缓缓地环顾一下四周，身体仍然一动不动。等到他前面那个考生答道完了，教授们说：“好，你去吧。”或者是：“很好，答得好极了。”之后便轮到韦尼津答题了。他站起身来，步伐坚定地走到主考老师的桌前。“请把你的考题念一遍。”教授对他说。韦尼津把考卷捧到鼻前，缓缓地念完，然后把手缓缓垂下来。“现在请你答道吧。”那位教授懒洋洋地说着，把身子向后仰了一仰，两只手相交抱在胸前。但是没有一点回音，考场上安静极了。“你怎么啦?说话呀!”教授说。韦尼津还是不出一言。外系来的那个小老头焦急起来，说道：“多多少少你也要答一点啊!”我们的韦尼津仍旧一言不发，如同是突然间傻了一样。全班的同学都向他投去充满好奇的目光，幸灾乐祸地看着他那剃得光光的又一动不动的后脑勺。外系来的那个小老头气得瞪大了眼睛，眼珠子不好不多都鼓出来了。他简直恨透了韦尼津。“这倒是怪异了，”另一个监考教师也忍不住说道，“你怎么像个哑巴一样傻站着?你是不是答不上来呀?要是真的答道不出来你就说嘛!”“请允许我另拿一道考题。”让人可怜的韦尼津低声地请求道。教授们互相交换一下眼色。“好，你另拿一道吧。”主考人挥挥手不耐烦地说道。韦尼津重又抽了一道考题，又走到窗前。过了一小会他人走到考试桌前。但是仍然一声不响。外系来的那个小老头顿时气得火冒三丈，恨不得一口把他活吞下去。结果考试的老师们只好赶走他，给了他一个“大零蛋”。各位认为此时他该走了吧?不，没有!他仍旧回到自己座位上，一动不动坐着，直到考试结束。他往外走的时候还高声抱怨道：“唉，真倒霉！考题太难了!”整整一天，他在莫斯科大街上浪**，常常狠命地抓住自己的头发，痛苦地诅咒自己的不幸。尽管如此，他仍不开始苦读，甚至连书本都懒得去碰一下，就这样日复一日地混下去。

就是这个韦尼津主动来和我打招呼的，于是我们便聊了起来。我们聊了一些有关莫斯科的事儿，又聊到了打猎。突然他对着我耳朵小声地说：“要不要我给您介绍一下此地最爱说的人啊?”

“好哇，请吧。”我欣然同意。

韦尼津便带着我去见一个矮小的人。这个人额发倒竖，留着胡须，身上穿着一件咖啡色燕尾服，还系着条花领带。他的双唇不断地歪扭，常常掠过一种蔑视人和讥讽人的大笑来。他那长短不齐的睫毛下有一双黑黑的小眼睛，眼睛眯起来的时候更显出一种鲁莽狂放的神色。他身边站着一个肩膀宽阔的地主，他神态柔和而甜蜜，是一个地道的甜爷们儿，但却是一个独眼龙。他没等那个矮小的人说话，就先“哧哧”地大笑了起来，高兴得全身筋骨都酥软了一样。韦尼津把我介绍给这位爱说俏皮话的人。我们就算认识了，彼此表达了初次见面的敬意。

“请允许我向您介绍一位我的朋友，”卢比欣——也就是爱说俏皮话的人，拉住那位地主的手，大声地说，“不要走嘛，基利拉·谢里发内奇。”他接着又说，“人家又不会吃了你，来吧。”基利拉·谢里发内奇——也就是那位地主被弄得十分尴尬，一个劲儿地鞠躬致意表示歉意，他的肚子随着他的动作不断使劲儿往后缩，“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一位鼎鼎有名的贵族。五十岁以前他身体一直很健康，但是有一天他心血**要治一治自己的眼睛，一只眼睛就这样不幸失明了。后来，他给自己的农夫看病，也取得了同样的效果。无须说，他的农夫们也对治眼睛表现出同样的热忱。”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啊！”基利拉·谢里发内奇不好意思地说着，随即又大笑了起来。

“您说下去呀，我的朋友！哎，您说下去呀。”卢比欣接着说，“恐怕人家要选你当法官了，放心，肯定会选上的。您就瞧好吧。那时就会有人给你出谋划策了。到时候，陪审官就会替你出主意，但是无论如何您总得说话呀，哪怕说说别人出的计谋也好。万一省长光临，就会怪罪：‘这位法官怎么说起话来结结巴巴的呀?’别人就会答道：‘他得了麻痹症。’省长就会说：‘那就给他放放血吧。’这但是和你的地位不相称的，您自己可要弄明白这一点。”

这话使甜蜜地主大笑得前俯后仰。

“瞧他大笑得多起劲儿。”卢比欣眼睛凶狠地望着基利拉·谢里发内奇那上下颤动着的大肚皮，“他怎么会不大笑呢?”卢比欣转身对我说：“他每天酒足饭饱，又无病无灾，又没有孩子拖累，他手下的农夫又没典押出去——他还为他们治病呢——他的太太又呆头呆脑。”基利拉·谢里发内奇听到这句话把脸往一旁扭过去，装作没有听见的样子。但是他仍然在大笑。“我也要发大笑，因为我老婆和一个土地测量员私奔了。”卢比欣龇着牙齿装作发大笑，“您不明白这回事吧?可不是嘛!她不顾一切地跑了，还留给我一封信。她在信中说：‘我最亲爱的彼得·彼得洛维奇，请原谅我吧！爱情使我发昏，所以我跟我的心上人走了。’这个土地测量员之所以能迷住她只是是因为他不剪指甲，而且穿紧身裤。您觉得怪异吗?您会说：‘这人真坦率。’唉，我的天!我们乡下人就是直肠子，有啥说啥。但我们还是一边儿去吧。不要紧挨着未来的法官站着说出这番话。”

他挽住我的胳膊，我们便走到窗前。

“这里人人都说我爱说俏皮话。”在聊天中他对我说，“您不要相信这种话。我只只是是一个性情浮躁的人，稍不顺心我就会高声骂街。人们都说我狂放不羁。只是说实话，我干嘛要规规矩矩的呢?不管是谁的看法，我都认为一文不值。只是我也别无所求。我是个恶人——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恶人至少不需要太多智慧。您可能不会相信当恶人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儿吧。喏，比如说，您就看看款待咱们的主人吧!天哪，他干什么要跑来跑去的呢？你看他还一直看表，强颜欢大笑，忙得大汗淋漓还硬要摆出煞有介事的神气劲，但是他却让我们饿肚子呢!何苦呢？一个显要人物，有什么稀罕的!有什么好奇怪的!你看，你看，他又跑起来了，还一瘸一拐的，您看看呀。”

说着卢比欣扯着嗓子尖大笑起来。

“有一点美中不足，就是缺少太太们。”他深深叹了口气，接着说，“这是单身汉的宴会，要不然，我们这些人该有多开心啊。您看，您看！”他突然叫起来，“尊敬的科捷尔斯基公爵来了。就是那个身材高高大大的，留着胡子，戴黄手套的。一看就明白他曾出过国。他总这样姗姗来迟。我坦白地告诉您，这个家伙是个大傻瓜！如同商人对马一样什么都不明白。要是在别的场合您就可以看到他和我们这些人说起话来总是显得宽宏大量，但在答道那些如饥似口渴的贵妇小姐们的恭维之时，他又笑得那么慷慨、那么大方!他有时也会说说俏皮话。他只是顺路在此暂住一阵，但是，他说的都是些什么俏皮话呀!那简直如同用钝刀子割纤绳一样。虽然他很讨厌我，但我还是要过去跟他打个招呼。”

于是，卢比欣便跑去接待这位尊敬的公爵。

“唉，我的冤家对头来了。”突然他又跑到我这儿来说道，“您看到了吗?就是那个胖子，脸色红得发紫，头发像刷子的硬毛一样竖起来的那个人。对，就是那个手里拿着帽子，贴着墙根走路，眼睛像狼一样贼溜溜地到处张望的人。我一匹价值一千卢布的马他只给了我四百卢布。这个家伙可有充分的权力蔑视我了。其实这个家伙头脑简单，不善于思考。特别是在喝早茶以前，或是刚刚吃过饭。你要是对他说一声‘您好’，他就会答道：‘什么事儿?’啊，将军来了！”卢比欣不知疲倦地接着说着，“这是个退役的将军，一个破了产的将军。他有一个做甜菜糖的女儿和一个生了瘰疬病的工厂。啊，对不起，我说反了。唉，反正您是听明白了。啊，建筑师也来了!他是个留着小胡子德国佬，最让人不屑的是他对自己的业务是大外行！真是怪事!但话又说回来了，他不用熟悉自己的业务，他要能拿些收受的贿赂，为我们这些贵族多竖起几根柱子就再好不过了!”他尖酸而又滔滔不绝地说。

说完卢比欣又哈哈大笑起来。但是突然间整个房间里的人都兴奋得**起来。显要的大人物来了！主人飞奔前庭，几个忠实的奴仆和热心的客人也跟着飞奔而去。喧闹的言谈大笑语立刻就变成了轻柔而欢快的絮语，那种情景就仿佛春天里的蜜蜂在蜂房里发出的嗡嗡声，只有一只唠叨且不知劳累的黄蜂——卢比欣和一只趾高气扬的雄蜂——科捷尔斯基没有把声音放低。

蜂王最终大摇大摆地进来——显要的大人物最终进来了。大伙儿一个个都心花怒放，欢呼雀跃着去接待他，在座的所有人都纷纷起立，就连那个以低价买了卢比欣马的地主，也把下巴紧贴在胸前。那位显要大人物昂首阔步，意气风发。他一面高傲地仰着头，又仿佛是在点头一样，说了几句赞许之词。他的每句话都用拉长的鼻音说出来“啊”用来作开头。他带着极其愤怒的神情看了看大胡子的科捷尔斯基公爵，并把左手食指伸给那个有女儿和工厂但已经破了产的将军。在后来的几分钟里，那位显要的大人物把他没有迟到而感到特别开心的话重复了两三遍。然后大家都走向餐厅，当然，有权势的大人物都走在了前面。

我就不用罗嗦了：大家如何恭请那位显要的大人物就座首位，也就是坐在退职的将军和省首席贵族之间。省首席贵族面带随和严肃的神情，这种神情同他那浆得笔挺的胸衣、异常宽大的背心以及装着法国烟丝的鼻烟盒十分相称。也不用介绍我们的主人是如何忙碌地为客人们敬酒，在经过贵宾大员身边时他又是怎样地冲着他们的脊背微笑，如何像小学生一样站在角落里，匆忙地喝一碟子汤或者吞两块牛肉，然后就指挥侍仆的领班端来一条一俄尺半长的鱼，鱼的嘴里还插着一朵花。也不用介绍那穿制服的仆役又是如何板着脸例行公事般给每一位客人敬献各种各样的香醇美酒。酒的品种丰富多样，忽而是马拉加酒，忽而又是马德拉酒。我也不用描绘近乎所有的贵族特别是上了年纪的那些人是如何勉为其难，像尽义务似地干了一杯又一杯，最后，他们又是如何砰砰打开香槟酒，不断地举杯互敬健康——这一切，我想读者都是再熟悉只是的了。所以就不在赘述了。然而我认为有一件事特别值得说上一说。那就是大人物在全体宾客欢快而不失庄严的气氛中所讲的逸闻趣事。

有那么一个人，仿佛是那位破产的将军，他很熟悉新文学，提到它对女性特别对青年女性所产生的普遍影响。“是的。”那位大人物接过话茬，“是这样的。对青年人我们就应该严加管教，要不然，他们一看到女人的裙子就要发疯发狂。”他说完在场的全体宾客都露出孩子般幼稚而欢快的微笑，一个地主的眼睛中竟然流露出感激之情。“因为年轻人都是那么愚蠢无知。”可能这位大人物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尊严，有时会有意地改变某个单词通行的重音，“就拿我的儿子伊凡来说。”他接着说，“傻小子才二十岁，但是有一次他却突然对我说：‘爸爸，让我娶个老婆吧。’我就和他说：‘傻小子，你还是先去当兵锻炼锻炼吧。’于是他就伤心至极、难过绝望，整日哭天号地的的。但是我呢，我才不管他这一套呢。”大人物说，“我才不管他这一套呢。”这句话仿佛不是从嘴里说出来的，而像是从肚子里出来的。他沉默了一小会，趾高气扬地看了看坐在他身边的那位退役将军。他神采飞扬。这位退役将军愉快地稍微转了一下头，对着大人物挤了挤眼。大人物接着又说：“结果怎么样?现在他自己给我写信：‘父亲大人，谢谢你的教诲，你教导了我。’事情就应该这样办。”所有的客人当然对他这番高谈阔论十分赞赏。所有人都为受益匪浅而快乐兴奋。

宴会结束之后，宾客们一齐拥向客厅。尽管他们发出更大的嘈杂声，但是依旧有节制，仿佛是在进行着这种场合下特许的喧闹。他们坐上牌桌开始玩牌了。

我耐着性子熬到晚上，便交待我的车夫明早五点半为我套车。然后我就去歇息了。就在这一天，我又结交了一位值得关注的人物。

由于宾客太多了，谁都不能独占一个房间。亚历山大·米哈伊蕾奇仆役的领班带我走进一个小房间。房间的墙壁还有些潮湿，颜色是绿色的。这里已经安排了一位客人，他已经准备就寝了。一看到我来，他迅速地钻进被窝里，把被子一直拉到鼻子下。他在松软的鹅绒褥子上辗转反侧地折磨了片刻，就躺着不动了。但是他却用那双机灵的眼睛从布睡帽的圆边下注意着我。我走到另一张床前（这间屋里只有两张床），脱了衣服躺进有些发潮的被窝里准备睡了。同房的那个人在**又翻来覆去了，我向他道了声晚安便不再说话。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我还是没睡着。我越想入睡，却越不能入睡。许多模糊不清又毫无意义的念头一个接着一个朝我涌来，那情景如同排着见不到尽头的长队，固执而又单调地在我的眼前摆动，如同是运水车上的水桶接连不断地往车下搬一样。

“您似乎还没睡着吧?”那个人问我。

“是啊。”我答道，“您也没睡着吧?”

“我从来都不想歇息。”他说。

“为什么?”我不由得充满好奇了。

“谁明白呢，事实就是这样。我自己也不明白平时都是怎么睡着的。我就这样躺着躺着，不知不觉地就睡着了。”

“既然您不想睡，干嘛上床这么早呀?”我觉得怪异。

“可不上床又能做什么呢?”他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