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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东线战场与统一战线（第2页）

崔可夫一行飞抵兰州后，受到了蒋介石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将军的热情欢迎。为了摸清苏联政府的态度和意图，老奸巨滑的蒋介石指示朱绍良，以重庆雾大、飞机不宜降落为借口，把崔可夫一行滞留在兰州。

在兰州滞留的日子里，第八战区司令部的工作人员虽然带着崔可夫一行参观名胜，盛情款待，但由于公务在身，崔可夫一行一心想早日赶赴国民党首都所在地重庆。于是便派手下人员了解情况，经了解发现，并不是因为天气情况而不能飞抵重庆后，崔可夫便质问朱绍良将军。

也就在这时，崔可夫又得到领事馆的密报，说蒋介石在共产党控制区附近进行可疑的军事部署，他们很可能是要挑起一场内战。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个情报，崔可夫即刻与苏联驻中国的军事顾问取得了联系，但并没有得到最后证实。

崔可夫心想，就目前中国抗日前线的战局来看，对国民党十分不利。如果再抽出兵力围攻共产党的控制区，挑起内战，战局会对国民党更加不利。特别是现在苏联军事代表团刚刚到中国，代表团带着对中国军事援助的清单，如果蒋介石挑起内战，他就不怕失去苏联的这批援助?

正在犹豫不决之时，蒋介石为了掩盖国民党军队的意图，匆忙派出飞机接崔可夫一行飞抵重庆。

在中国开辟东线战场

飞机抵达重庆后，崔可夫一行直接来到苏联驻华大使馆，与苏联驻中国大使潘友新会晤，随后来到武官处，与工作人员见了面。就在当天晚上，也就是1941年元旦晚上，蒋介石邀请崔可夫参加了国民党政府专为外国顾问举行的新年宴会。宴席间，蒋介石与崔可夫进行了礼节性的会晤。在会谈中，蒋介石极力想从崔可夫那里弄清楚，苏联会给国民党政府什么样的援助，如何才能尽快得到这些援助，这些援助是否会分流到共产党手中，苏联政府对国际局势是怎样估计的等等。

赴宴前，崔可夫对这一系列敏感问题作了一些准备，因而面对蒋介石的询问，他避实就虚，尤其是极力回避苏联西部边境的紧张局势，尽量把话题焦点集中在西欧问题上，尤其放在英国问题上。

崔可夫代表苏联政府表态说，苏联现在和将来都施行和平政策，苏联政府竭尽全力避免卷入任何方面的战争，包括对德国也满怀和平的愿望。但是，如果希特勒胆敢侵略苏联的话，苏联将给予坚决回击。

在分析欧洲战场的局势尤其在谈到法国、英国失利的原因时，崔可夫指出：“如果不绕过荷兰从那里发动突然进攻，如果在阿登，当希特勒的坦克部队刚刚拉成一条线的时候，法国和英国的空军就给予狠狠打击的话，那么，战争可能在几天内就会结束，而且会是另外一种结果。”

蒋介石也对国际局势谈了自己的看法：“今天，世界上有三股力量没有卷入战争，即苏联、美国，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也没有卷入。中国可以抗战。未来取决于它们和它们的行动。换句话说，三个人物将决定世界的命运。日本不可能战胜中国，中国根本不可能战败。对中国来说，战争只不过是生病。而一切病都会好的……”

“但是，疾病会导致死亡。”崔可夫不同意蒋介石的看法，生硬地反驳说。

“不!我们不认为疾病会导致死亡。死亡并不是疾病，没有疾病也会死亡。”蒋介石对崔可夫的态度立即表示出不悦，为自己辩解说。

崔可夫与蒋介石的第一次会见就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心里很不舒服。来中国不久，崔可夫就了解到大量情况，经过初步分析研究，他认为，中国的武装力量在总数上超过日本，装备也正在逐渐改善，中国的抗日能够取得胜利，并且还可以向日军发起主动的进攻。

然而，出乎崔可夫预料之外的是，在他还没有来中国之前，蒋介石就提出了一个从整体上逐步限制和消灭共产党军队的方案，即“中央提示案”。这个方案规定，八路军和新四军必须全部开赴黄河以北的冀察两省及鲁北、晋北地区，使其处于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夹击之中。1940年10月9日，何应钦和白崇禧电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一个月之内全部撤至黄河以北，并且应由50万人缩编为10万人。蒋介石企图趁共产党军队转移之机加以围歼。11月9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发出回电，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荒谬命令，以及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诬蔑，并且表示，为了顾全抗日大局，可以把皖南地区的新四军转移到长江以北。

崔可夫抵达重庆的第6天，即1941年1月6日，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驻扎在皖南地区的新四军部队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奉命北移至泾县境内的丕岭一带时，遭到国民党军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突袭。新四军被迫反击，奋战7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最后除大约2，000人突围出来之外，大部分指战员被俘或壮烈牺牲。新四军军长叶挺也被俘。17日，蒋介石倒打一耙，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并宣布取消新四军的番号，声称要将叶挺送交军事法庭审判。

由于蒋介石对驻华的外国军事顾问严格保密，“皖南事变”发生之前，崔可夫对蒋介石的卑鄙行径一无所知。事变发生后，崔可夫与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紧急会晤，以便查明真相。

周恩来明确告诉崔可夫，蒋介石不去打日本人，而是利用他手中的权力，千方百计使共产党的军队去承担无法完成的任务，而且不给予任何支持，企图借日本人之手消灭共产党的武装。在蒋介石看来，他的头号敌人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而不是日本侵略者。

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后，崔可夫的心情异常复杂、沉重。这时他处在了两难的境地：从内心讲，他同情中国共产党，但苏联对华政策的重点又放在国民党身上，把中国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身上。在对华政策上，对华援助的物资不仅要如数交给国民党，就是在现在这种大事大非的关头，苏联政府也因为怕刺激蒋介石，影响两国关系，不敢公开支持中国共产党，只能通过私人拜会的形式给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以阻止内战的爆发。

崔可夫知道，是国防部长兼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签署了剿灭新四军的命令。为了进一步探明事实真相，第二天，崔可夫便以驻华武官的身份拜会了何应钦。在双方会晤时，崔可夫耐着性子听完何应钦一大堆恭维的话之后，便开门见山地问何应钦：

“在和新四军的冲突中，是否使用了苏联提供的武器?”

老奸巨猾的何应钦知道纸里包不住火，告诉崔可夫说，在这场冲突中没有使用苏联援助的任何一种武器进攻新四军。在谈话中，崔可夫巧妙地从一个国民党要员的嘴里套出了国民党军队进攻新四军的事实。接着崔可夫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对这次交战，我应该怎样向我国政府汇报呢?”

何应钦狡辩地回答说：“国民党军队之所以进攻新四军，是因为新四军没有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应该予以严惩。”

崔可夫进一步质问道：“即使是新四军军部由于这样或那样军事上的原因没有执行命令，最高司令部也应该采取别的办法，比如可以免去军长的职务，给予纪律处分，甚至可以交付军事法庭判决。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向自己的军队开战，不应该向普通军官和士兵开枪。”

崔可夫紧盯着何应钦继续说道：“中国现在正同日本侵略者打仗，为了赢得这场战争，应该团结一致，为什么要打自己人呢?苏联政府和人民不能理解，大敌当前，中国的军队为什么不一致抗击日本侵略者，反而互相残杀?”

苏联在战争期间加快了坦克等武器的生产。与何应钦会晤后的第二天，崔可夫又拜会了副总参谋长白崇禧以及其他国民党政府要员，他一再申明，内战有害于抗日，同时暗示说，内战可能导致苏联停止对中国的援助。

采取了一系列外交行动后，崔可夫开始关注这样一些问题蒋介石会不会进一步恶化同共产党的关系?会不会跟日本侵略者勾结起来?中国共产党能不能以大局为重，忍辱负重，维护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皖南事变”爆发后，引起了中国共产党及各阶层人士的极大愤慨，中共中央为顾全抗日大局，采取了“政治攻势，军事守势”的策略，在政治上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在军事上保持克制态度，没有采取任何报复行动。否则，中国的内战就会在所难免。中国共产党的做法使国民党顽固派成为众矢之的，蒋介石集团陷入空前孤立的境地。于是，蒋介石迫于内外压力，不得不暂时收敛起嚣张的反共气焰。

崔可夫在中国很重要的一个任务是探明蒋介石对抗日的真实态度以及日本帝国主义1941年的作战计划。进入1941年夏天，希特勒入侵苏联的迹象日益明显，苏联政府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下一步将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何方?日本人会不会在苏联的远东地区挑起战争?为了弄清这一重大问题，苏联政府指示崔可夫和驻华大使潘友新，迅速查明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计划。

1941年夏季以来，崔可夫搜集有关情报资料，分析了世界尤其是亚洲和中国战场的形势之后认为，从德、意、日3国订立的《反共产国际协定》看，日本很可能与轴心国协同进攻苏联，而且自日军占领中国东北以后，就准备以中国东北和朝鲜作为跳板，为侵略苏联远东作准备。日本帝国主义在苏联边境地带设置了18个防区，1939～1940年，关东军的数量由9个步兵师增加到12个步兵师，兵力达35万人；1941年，关东军总部又在极力扩大师的编制，并且用新式武器装备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