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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国的建立（第1页）

教皇国的建立

意大利的罗马，人口不到300万，却有300多座教堂，300多座修道院和7所天主教大学，罗马城中还有一个“城中之城”——梵蒂冈，生活着一位基督教世界至高无上的精神力量——教皇。今天的教皇早已丧失了世俗的权力，仅限于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可是，在中世纪，教皇却凌驾于欧洲各国皇帝、国王之上，主宰一切，是一位威风八面、名副其实的“太上皇”。

“教皇”一词源于希腊文，意为父亲，4世纪时，基督教的所有主教都获得这一称号，而从5世纪起才为罗马主教所专有。

教皇上升为政治势力则是6世纪末的事。当时，意大利遭到伦巴德人的进攻，教皇格利哥里一世曾从事抵御伦巴德人的进攻，并使伦巴德人皈依天主教。此外，他还派遣以圣奥古斯丁为首的40名修士组成的布道团到英国传教，因而罗马主教成了传播天主教和抵御外敌的首领。至于说教皇是奉基督之命在罗马传教并成为主教彼得的继承人，因而有权统治所有教会的神话，则是为教皇擅权作辩护而编造出来的。

教皇国的建立是欧洲各国长期政治斗争的产物。7—8世纪，意大利半岛存在三种势力：拜占廷、伦巴德和教皇。而当教皇遭到伦巴德人的进攻而拜占廷又无力保护时，教皇就寻求外国君主的保护。教皇扎恰里竭力支持丕平废黜墨洛温王朝而自立，并派代表为他的登基加冕。

754年，教皇斯提芬三世无力使伦巴德人撤离罗马，亲往法兰克求援。丕平亲自出迎斯提芬三世，让教皇乘马，而自己则徒步以示崇敬，教皇赐他“罗马人贵族”的头衔。接着，丕平两次率军进入意大利，迫使伦巴德国王投降，把夺自拜占廷的原拉文那总督区的地方交给教皇及其继任者进行统治，于是出现了教皇国（756年6月）。当新的教皇国又遭受伦巴德人的威胁时，丕平的继位者查理于774年出兵把他们打败，自任伦巴德国王，并确认“丕平献土”，甚至为教皇国又增加新的领土。基督教的传说曾把耶稣最重要的门徒彼得当作教会的首领和第一个教皇。据说耶稣把象征统治世界的钥匙交给了彼得，并且告诉他说：“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既然每一个信教的人都必须绝对服从耶稣，那么这些传说也就变成了人人必须遵守的金科玉律。

12世纪前半期颇有影响的锡托派修士圣伯那系统地阐述了“双剑”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宗教的和世俗的权力都属于教皇，君主的世俗权力只有在教皇的命令下才能行使。这一理论是教皇对君主授职加冕权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既然由教皇授职，君主就成了教会中半宗教的人物。此后的教皇们就利用这一理论，为成立教皇统一指挥的包括西欧各国的基督教联邦制定法律根据。

英诺森三世的时候，教皇权达到鼎盛。为了根据“双剑”论而实现统一的天主教，他利用封建分裂时期各国家之间和每个国家内部的矛盾，达到使之服务于自己的目的。他施展外交手段，必要时使用开除教籍、停止神权等武器，使不少君主一时成为教廷的封臣。例如，他反对英王约翰征用英国教会的财产，巧妙地利用英国各等级对英王的不满，宣布把他开除教籍；还利用英法两国王室间的领土争夺而使法王进攻约翰，从而迫使约翰屈服于教皇，对他称臣纳贡；他利用德国的王位之争，支持萨克森的奥托，待奥托即位后夺占教皇的部分领土时，他把奥托开除教籍。英诺森三世还号召和组织了第四、第五次十字军东侵，提高了教皇的政治领导地位，扩大了宗教势力范围，也增加了教廷的捐税收入。

从此，罗马教皇变成了一个太上皇：国王登基、加冕要由他来主持。和国王同行的时候，教皇骑马，国王只能步行；接见的时候，教皇坐着，国王要屈膝敬礼。这个太上皇，通过他任命的各地的主教，管理着许多教堂、修道院和神学院。它们霸占着当地最好、最多的土地，拥有最大量的财富。在中世纪的欧洲，无论到什么地方，人们都会发现，城镇村庄中最高的建筑是教堂的尖塔，最宏伟的殿堂是主教的大教堂。

那时候，不但只准许教士识字读书，而且只准许符合教会教条的文化知识传播，基督教的《圣经》是最高的真理。一个人从出生、成年、结婚一直到老死，处处都得接受教会的管理和控制，违背教规就会寸步难行。教会有自己的监狱和残酷的刑罚，还经常利用手中的法宝——开除教籍来对付一切反抗者。一个人被开除了教籍，他的一切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便失掉了教会的承认，也就失掉了一切保障。这种惩罚，不仅可以使一般老百姓家破人亡，就连国王、皇帝也怕它三分。

但好景不长，13世纪末，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对法王腓力四世斗争的失败是教皇权衰落的最明显的表现。法王下令对本国教士征用税款，规定教士违犯民法应受世俗法庭审判。卜尼法斯八世教皇坚决反对国王的命令，否认他有这种权力，并且以开除教籍相威胁。以诺加列为首的法王亲信在国内组织了反教皇的运动。他们伪造教皇的信件，用诬蔑教皇的手段来激怒法国公众舆论以反对教皇。法王还命令军队前往罗马附近的阿南尼逮捕教皇。教皇羞辱交加，不久去世。从此，罗马教廷已无力像往昔一样统治各国教会了。

教皇和教会在中世纪成为欧洲封建社会的主要支柱和最大的封建主，僧侣们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政治和法律都掌握在僧侣手中，教会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的效力。神学在知识活动的整个领域中的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威，是由教会在当时封建制度里万流归宗的地位所决定的。因此，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而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就是神学异端。规模较大且影响深远的异端运动是法国南部的阿尔比派。

为了强化镇压人民的手段，教皇格利哥里九世下令设立“异端法庭”，对涉嫌的有关人员进行秘密审讯，严刑拷打，极为残酷。法庭定罪后交世俗政权执行。异端法庭长期成为迫害和摧残进步与革命力量的反动工具，也是愚昧、黑暗、恐怖的象征。

14世纪以后，西欧形成中的民族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实力愈益加强，王权已经不能容忍教廷的专横和聚敛，逐渐切断或削弱本国教会与教廷的联系，教皇逐渐减少以至失去以前的许多权力。教权衰落的明显表现是教廷长期迁于法国边境的阿维农（1308—1377年）。在阿维农7任教廷中委派阁员134名，其中法国籍的占113名，这就保证了法国籍的人当选教皇。此时的教皇成了法国国王的傀儡，史称“阿维农之囚”。教廷浓厚的法国色彩使它在国际上大大降低了威信，异端的反抗斗争、人文主义者对教会的揭露以及教会自身的腐化与黑暗，使它声誉扫地。对它打击最为沉重的是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建立起来的许多独立于罗马的民族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