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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失望（第3页）

“是传递过一些文件，可是我不知道是什么。”

“跟这些文件的大小和形状相同么？”

“或许是，不过我真的不知道，虽然他们就在离我身边很近的地方小声说话：因为他们站在船舱楼梯的顶上，就着头顶的灯光；灯光非常暗，他们的声音又很小，我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只见他们看过一些稿件。”

“好，你说说你同囚犯的谈话吧，曼内特小姐。”

“囚犯对我说话毫无保留，因为我处境很困难。同样，他对我父亲也很关心，很善意，很有帮助。”她哭泣着。“我不希望今天用伤害来回报他。”

绿头苍蝇又发出嗡嗡之声。

“曼内特小姐，出庭作证是你应尽的义务，你必须作证，不可以逃避。如果囚犯不能够理解你特别不想作证的心情，不理解你的也就只有他一个。请继续下去。”

“他告诉我他正在为一件很可能给别人带来灾难的事奔走，所以旅行时使用了假名。他说他为这事几天前去了法国，或许还要在法国和英国之间断断续续来往很久。”

“他谈起过美国的事么，曼内特小姐？说准确一点。”

“他向我解释了那场纠纷的来龙去脉，而且说，照他当时的判断，是英国错了，而且很愚蠢。他还开玩笑说乔治·华盛顿或许会名标青史，跟乔治三世小平相当。不过他说这话时并没有恶意，说时还在笑，为了打发时间而已。”

在广大群众注视之下的动人演出中，主要演员那吸引人注意力的面部表情是会在没有注意的时候受到观众模仿的。那姑娘提出这些证词时前额痛苦地紧锁，很着急，很紧张，暂时停止说话等待法官记录时也仔细地观察律师是不是赞成她的话。这时法庭每一个角落的观众也都流露出同样的表情。而在法官从他的记录中抬起头来对有关乔治·华盛顿的离经叛道之论表示憎恨时，证人脸上的表情也立刻反映到在场的绝大部分人的额头上。

检察长这个时候向法官大人表示，为了防止意外发生，也为了形式上的需要，他觉得应当要求这位小姐的父亲曼内特医生作证。于是曼内特医生被要求出庭。

“曼内特医生，你看看囚犯。你曾经见过他么？”

“见过一次。他到我伦敦的住所来看过我。那大约是三年或三年半以前。”

“你可以确定他就是跟你一起乘过邮船的旅客么？你对他跟你女儿的谈话有什么看法？”

“对两个问题我都没有办法回答，大人。”

“你没有办法回答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么？”

他低声回答说，“有。”

“你在你出生的国家曾经遭到过不幸，没有经过审判，甚至没有经过控告就受到了长时间的监禁，是么，曼内特医生？”

他回答的口气打动了每一颗心，“受过长时间的监禁。”

“刚才谈到的在邮船上的那个时候你是刚刚被放出来么？”

“他们是那样告诉我的。”

“你对当时情况已经没有记忆了么？”

“没有了。从某个时候起——我甚至说不清是什么时候——从我在坐牢时让自己学着做鞋起，直到我发现自己已在伦敦，跟此刻在我身边的女儿住在一起为止，我心里是一片空白。仁慈的上帝让我的官能恢复时，我女儿跟我已很熟悉；但是我连她是怎样跟我熟悉起来的也说不清了。那整个过程我都没有记忆。”

检察长坐下，父女俩也坐下。

这个时候案子却出现了一个离奇的变化。此案主要为了要证明五年前那个十一月的星期五囚犯跟某个正在追查的同案犯一起乘邮车南下，两人在晚上的时候一起下了车，到了某处，却没有停留（目的是造成假象），马上又折返十多英里，来到某个要塞和造船厂搜集情报。一个证人出庭确认四犯曾经在同一个时间在同一个要塞和造船厂所在的城市某旅店的咖啡馆里等候另一个人。囚犯的辩护律师反复盘问了这位证人，却只发现他在其它时候从未见过囚犯，除此之外便一无所得。这时那位戴着假发一直望着法庭天花板的先生却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几个字，卷起来，扔给了律师。律师抓住空隙读完纸条后很认真很好奇地把囚犯观察了一会儿。

“你再次重申你能确定那人就是这个囚犯么？”

证人表示很能确定。

“你见过样子很像这个囚犯的人么？”

证人说，再怎么像他也不会认错。

“你认真看看我的有学识的朋友，那边那位先生，”律师指着扔过纸条的人说，“然后再认真看看囚犯。你觉得怎么样？他们俩是不是特别的相像？”

除了我这位有学问的朋友有些不注重仪容整洁（如果不算是有失体面的话）之外，他和囚犯的确是一模一样。把两人一对比，不但叫那证人大吃一惊，全部在场的人也都大吃了一惊。大家要求法官司命令“那有学问的朋友”取下假发。那人勉强地同意了。这一来，他们两人就显得更加相似了。法官询问斯特莱佛（囚犯的律师）下面是不是要求以叛国罪审问卡尔顿（那是我那位有学问的朋友的名字）。斯特莱佛先生回答说不必了，但他希望证人说明：发生过一次的事是否还会发生第二次？假如他早一些见到他的鲁莽轻率的证明，他是否还会那么深信不疑？在他已经见到他的鲁莽轻率的证明之后，他是否仍然那么深信不疑？会不会更加深信不疑？反复询问的结果是把那证词像瓦罐一样砸了个粉碎，也把证人在本案中所表演的角色驳了个体无完肤。

克朗彻先生听到这儿时，已经从他的指头上啃下了可以当一顿饭吃的铁锈。现在他必须听斯特莱佛先生把囚犯的案情修减成一套紧身衣穿到陪审团身上了。斯特莱佛先生向陪审团指证，那爱国志士巴萨是个受人雇佣的密探和奸细，是个做人血交易从不脸红的家伙，是个自从受诅咒的犹大以来最不要脸的流氓——而他长得也的确像犹大。他指证，那位道德高尚的仆人克莱是巴萨当之无愧的朋友和搭档。这两个作伪证发伪誓的家伙看中了囚犯，想拿他当作牺牲品，因为他是法国人，在法国有一些家务使得他在海峡两岸来回奔走。至于是什么家务，因为关系到他某些亲友的利益他宁死也不愿意透露。可是他们从这位小姐那儿逼出来的、经过曲解的证词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意义（诸位已经看到她提供证词时所受到的痛苦），只不过是像这样萍水相逢的青年男女之间小小的友情礼貌的活动而已——仅仅是对华盛顿的提法例外，那话越出了党规，很极端，可也只能看成是一个过分的玩笑。假如政府居然想借最卑下的民族对立情绪和畏惧心理做文章来进行限制，树立威信（检察长先生对此曾大加渲染），那恐怕只会成为政府的一种不足的地方。可惜这种做法除了证词那邪恶的不光彩的性质只会曲解这类案件的形象之外完全没有根据。它只能使我国的国事审判里充满了这类案件。他才说到这儿，法官已板起面孔，好像这话纯粹是没有根据的说法，他不能坐在法官席上对这类含沙射影的言论充耳不闻。

接着斯特莱佛先生提出要他的几个证人出席作证。紧接着克朗彻先生便听见副检察长先生把斯特莱佛先生为陪审团剪裁的衣服全部翻了过来；他表示巴萨和克莱甚至比他预料的还要好一百倍，而囚犯则要坏一百倍。最后，法官大人发言，他把这件衣服翻了过来，又翻了过去，总的来说，肯定是把它重新剪裁了一次，改装成了一件给囚犯穿的尸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