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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屈者终能大伸（第1页）

大屈者终能大伸

“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是常理。不思善不思恶自然就没有作好作恶，这各不落两边的心态就是心之本体，这种心体敢于自我承当，自我保持平衡，自我反省，这种平衡的心态就是：“未发之中”。

何谓“至善”?不但没有恶，连善也没有，唯有事物的本源，自然之本体便是“至善”。明白了“至善”，那么为何在“格物”上下功夫，也就自然明白了。所以，人们不要拘泥于一事一物，事事物物都要顺其自然之规律，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是过，过分的修饰是偏，二者都不能“至善”。

心随五官追求外物，那么心中的和气就会受到污损，恶念即可能由此滋生；得道的人，心能统领五官，外物变化而心中和气不会受到污损，和气存养于心，善念自然萌生。

元褒先生是原州的最高长官，那天，他正端坐在大堂之上，突然有一商人前来报案。原来商人在旅馆被盗，他怀疑是和他同住一室的人干的，于是把那人扭送到官府来。

元褒先生听取了双方的陈词，觉得原告缺少充分的证据，讼词中有不少是虚妄的猜测；再听被告的辩护，更觉得被告理直气壮，不像做贼心虚的样子，察颜观色，又发现他的神色像受了冤屈，于是把被告放走了。

商人气愤不过，越级上告，把案子捅到了隋文帝那儿。商人控告元褒受了盗贼贿赂，放走了盗贼。为了端正风气，隋文帝命令纪律检察和监察部门官员去调查此事。携着材料带着尚方宝剑的调查团很快开到原州。

原州上下风波顿起，大家猜想，元褒是个清廉的好官，绝不会受贿释盗；但案件明摆着没有了结，不知道谁会遭殃了。

团长找到元褒，希望他能讲实话，以便把事情的真相弄清楚，而且暗示即使他犯了错误，只要能找一个替罪羊，也可以不予追究。元褒告诉调查团，盗贼确曾贿赂过自己，所以把他放走了。自己犯了受贿罪和渎职罪，理应二罪并罚，判个三年五载的。

既然这样，调查团只好把他带到京城。很快，他被免除了官职。朝廷上下都讨论元褒的错误，案情通报一直发到了最下边。一时间，朝野哗然，元褒形象一落千丈。

过了不久，抢劫商人的真正罪犯在其他地方被抓落。一件悬案水落石出，元褒的冤案也很快得以平反，元褒的名誉得到恢复。其自诬的风范、清廉的美德流布四海之内。

文帝很是感动，又颇疑惑。他问元褒：“爱卿，你是朝廷重臣，德隆望尊，当初何必为一件小事而损害自己的名誉和地位呢?如果不是老天有眼，你岂不是要一辈子背着黑锅?”

元褒坦然地说：“我也不愿平白无故地受冤屈，因为我是原州的父母官，盗贼在原州为非作歹，这是我的第一罪状；本州的百姓受诬告，不把他交给司法部门，却把他放了，说明我法制观念太差，是我第二罪状；第三，尽管我对这案子判断正确，但找不到真实凭据，是我办事无能。我有这么多错误，怎么能够不引咎自责呢!再说，如果我不说自己受贿，调查团一定会穷追不舍，那么更多无罪的人会受到干扰，这就更加重了我的罪责。所以我承认我有罪了。”

受贿而释放盗贼，不仅关涉名誉，而且必受法律制裁。元褒之所以敢于承担恶名和后果，大概是以为，自己纵使受了天大的冤枉，总会给世人带来更大的利益。以己之所失，换取百姓的太平安定的生活，对于一个封建官僚来说，心胸不可谓不宽广了。为自己利益而屈，隐姓埋名地修炼，或者受人**之辱，只是忍小而谋大，这样的人诚然值得佩服；为他人集体而屈，牺牲个人利益，实在是心胸宽广，品德高尚，更让人钦佩。为官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方，一个国家的人们该学学元褒。倒不是叫他们自诬自谤，而是像元褒一样，以一种长者风范，不计较个人得失，为民造福，代民受过。只有这样，才能为官一处，造福一方。

一个人尤其是领导者，在待人方法上有两条原则，对于功劳和过失，不可有一点模糊不清。功过不明就会使人心灰意懒不肯上进；对于恩惠和仇恨，不可表现得太鲜明，如果对恩仇太鲜明，容易使人产生疑心而发生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