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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拥有一颗抓住机遇的心（第4页）

当我们无法顺利达到目标的时候，不妨去争取“第一候补”的资格——这是离上场最近的方法。听着他的话，她也笑了。

枕边哲理

能把在面前行走的机会抓住的人，十有八九会成功。

先抓住机会再说，车到山前必有路

有一个青年一直视上哈佛大学为自己的梦想，可由于那高额的学费他一直不敢报考哈佛。他在申请攻读博士时，把另外几所大学作为报考学校，后来，由于不甘心，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同时申请了哈佛大学，希望有一个意外惊喜出现。

5月份时，他接到一所大学的通知书，校方答应给他很好的待遇——不仅免除了4年的学费，还提供4年的助学金。在他为如此待遇兴奋之时，又接到了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校方只给6500美元的奖学金，这意味着他每年还要补交4000美元的学费（哈佛每年的学费是10500美元）。

到底上哪所学校?放弃哈佛吧，可心里一直放不下；去上吧，剩下的高额学费从哪儿来?他陷入了痛苦的抉择，后来，他去征求一位老师的意见。

老师听了他的话之后，说：“是啊，6500美元是少了点，但这可是哈佛呀!”

“如果每年都缴4000美元的学费，我不就惨了吗?”

“你有没有找哈佛大学学生资助中心的人员了解一下情况?”

青年摇了摇头。

“那你就去了解一下吧，”老师语气坚定地说，“我敢打赌，你一定会得到进一步资助的。”

“你为什么这样说呢?”

“如果你不对学校表现出充分的诚意，她怎么会愿意进一步资助你呢?”老师两手一摊说道。

第二天一大早，这位青年来到哈佛大学学生资助中心办公室，向主任了解情况。主任耐心地听完他的陈述后，问道：“你到底有没有决定上哈佛?”

青年迟疑了一下说：“是的，我已经决定上哈佛。”

“那就好，”主任说，“等我收到你的回信后，会进一步替你想办法的。”

青年回到住处后，立即给哈佛大学写了回信，表示愿意上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后来的结果是，校方学生资助中心决定补加2500美元的奖学金。这令青年喜出望外。

他的老师听后认真地对他说：“凡事先进去，再想办法。我敢打赌，你将来缴的学费一定比你现在想象的还要少得多。”

老师的话没错。这位青年入学后，校方又通过不同途径对他进行了资助。他在哈佛的6年时间内，不仅一分学费没缴，还挣到了40000多美元的奖学金。

“先进去再说”，成为这位青年日后重要的办事原则。这位青年就是汇丰银行中国总裁王世。

无论做什么事，先要为自己争来机会。机会抢到手，成功的可能已有一半了。

枕边哲理

机遇只是给你一条通路，走不走还得看你自己。

树挪死，人挪活

20世纪40年代末，20岁出头的金庸在上海《大公报》任兼职编辑，由于《大公报》在香港设立了一套班子，金庸被调往香港。但在当时，金庸并没有把这次调派看成机会，只不过服从领导安排罢了。相反，他对远赴香港倒是犹豫不决的。他把去留的利弊作了一个对比：

去香港工作必然要放弃学业，并有可能断送自己想成为一名职业外交官的梦想：在香港自己人生地不熟，完全是孤家寡人，前途未卜。

当然，去香港也并不是一无是处。局势动**，自己向来不关心政治，远赴香港正好可以置身局外；年轻人应该有远大的抱负，《大公报》刚刚在香港创刊，正为自己提供了一个大展身手的舞台，“树挪死，人挪活”，换个环境也许能成就一番事业呢。

在经过内心的激烈斗争之后，金庸决定服从调派，带着复杂的心情启程去了香港。

在飞机上发生了这样一件有趣的事。飞机起飞后，金庸忽然发现自己身边没有港币，这样又怎能去大公报报到呢?他急出一身汗，好在同行——香港《国民日报》社长潘公弼借给金庸10元港币，金庸才摆脱了困境。

俗语说“白手打天下”，对比今天金庸的成就，初到香港的金庸真的是“身无分文”。就这样，金庸开始了人生中第一次重大的转折，“例行公事”般地利用了这次机遇，从而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第一件事是1953年香港的两位武师比武。香港太极拳和白鹤派掌门人互不服气，约定在澳门以打擂的方式一比高下。其实比武过程并不精彩，几分钟就分出了胜负，但这件事本身造成的冲击波在香港市民中持续了好长一段日子，一时间街头巷尾人人都在谈论它。

第二件事是梁羽生的一炮走红。梁羽生是金庸的好友，两人几乎同时抵港，后来又都在《新晚报》供职。由于武师比武造成的冲击，为了满足市民的“武瘾”，梁羽生在《新晚报》连载其第一部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这一举动不但使《新晚报》销量激增，而且开创了新武侠小说的先河，梁羽生本人则一时间家喻户晓，一炮走红。

许多人都注意到了这两件事，但很少有人把它看作是一次机遇，香港的小说家更是反应迟钝。而从未写过小说的金庸却从中悟到了许多：人们对于“武”的偏爱证明武侠小说存在着潜力巨大的市场；梁羽生一炮走红，但鲜有人跟上，武侠小说必然“供不应求”，自己能不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呢?更何况自己本身就是个武侠迷，论笔力，论才气自己都不逊于梁羽生，为什么不试一试?

正值此时，刚巧《新晚报》主编罗孚找上门来，盛邀金庸“加盟武林”，正所谓“万事俱备东风到”，金庸爽快地答应了。很快，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也在《新晚报》上连载。值得指出的是，其故事的可读性超过了梁羽生的作品。由此金庸不但一炮走红，而且后来居上，锋头之健压过了梁羽生。

《书剑恩仇录》的成功，使金庸一发不可收拾，20年间写出了十几部作品，每部作品都被奉为经典，金庸作为新武侠小说“一派宗师”的地位迄今尚无人能撼动。曾有人作过统计，在古今中外的小说中，金庸的作品在其知名度方面仅次于《红楼梦》而名列第二；“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更是成为公认的评语。由此可见金庸的成就之大。

当时，金庸的名气已经相当地大了，但他没有停止不前，除了写小说金庸还自立门户创办了赫赫有名的《明报》。最初的日子苦苦支撑，艰难地把报纸维持下去。为了摆脱困境，他时刻留意着新的机遇。

1962年，由于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又由于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大陆陷入了困难处境。大批的广东沿海居民为了逃脱困境，涌到香港谋生。对此，香港当局采取了强硬政策：一律遣返，并加强阻拦。即使这样，仍有大量的人员涌入，一时间弹丸之地的香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香港的各大传媒怕“引火上身”，而对“逃亡潮”不予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