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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传(第1页)

公羊传

隐公元年:论大一统

春,王正月。

“元年”者何?君〔1〕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2〕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何以不言即位〔3〕?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4〕。曷为反之桓?桓幼而贵〔5〕,隐长而卑,其为尊卑也微,国人莫知。隐长又贤,诸大夫扳〔6〕隐而立之。隐于是焉而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适〔7〕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三月,公及邾娄仪父盟于眛〔8〕。

“及”者何?与也,会及暨〔9〕皆与也。曷为或言“会”,或言“及”,或言“暨”?“会”犹最〔10〕也;“及”犹汲汲〔11〕也;“暨”犹暨暨〔12〕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仪父”者何?邾娄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为称字?褒之也。曷为褒之?为其与公盟也。与公盟者众矣,曷为独褒乎此?因其可襃而褒之。此其为可褒奈何?渐进〔13〕也。“眛”者何?地期〔14〕也。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15〕。

“克”之者何?杀〔16〕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17〕郑伯之恶也。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段”者何?郑伯之弟也。何以不称弟?当国〔18〕也。其地〔19〕何?当国也。齐人杀无知〔20〕何以不地?在内〔21〕也。在内虽当国不地也,不当国虽在外亦不地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22〕。

“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为以官氏?宰士〔23〕也。“惠公”者何?隐之考〔24〕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以不称夫人?桓未君也。““赗”者何?丧事有赗。赗者,盖以马,以乘马束帛。车马曰赗,货财曰赙〔25〕,衣被曰襚〔26〕。桓未君则诸侯曷为来赠之?隐为桓立,故以桓母之丧告于诸侯。然则何言尔?成公意也。其言“来”何?不及事〔27〕也。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礼也。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孰及之〔28〕,内之微者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29〕来。

“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称使?奔也。奔则曷为不言奔?王者无外,言奔则有外之辞也。

公子益师卒。

何以不日?远〔30〕也。所见异辞〔31〕,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注释]〔1〕君:指鲁隐公,前722—前712年在位,名息姑。〔2〕文王:周文王。隐公即位之年,时当周平王四十九年。《公羊传》把“王”解释为周文王是揭示《春秋》尊崇周朝数百年大一统的政统之义。〔3〕公:指鲁隐公。不言即位:《春秋》没有写鲁隐公即位的事,这表示他没有举行正式的即位典礼。〔4〕平:治理。反:同“返”,交还。桓:鲁桓公,前711—前694年在位,鲁隐公的同父异母弟。〔5〕桓幼而贵:桓公小于隐公,但是他是仲子所生。仲子为宋武公的女儿,出嫁时举行了正式的礼仪,后被封为鲁惠公的夫人,因此所生之子地位高于隐公。〔6〕扳(bān):挽,引,这里意为拥戴。〔7〕适:同“嫡”。先秦国君传位制度规定:立储君可以选择嫡子,也可以选择庶子,前者以年长为首选,后者以母贵或本人有贤德而立为君。隐公非其父鲁惠公的嫡长子,其母又不宠,不比仲子高贵。根据那时的有关规定,不宜立为君。〔8〕邾(zhū)娄:国名,国君曹姓,故址在今山东省费、邹、济宁一带,国都在今邹县。仪父:邾娄之君,名克。眛:《左传》、《榖梁传》写为“蔑”,二字古时通用。蔑即姑蔑,在今山东泗水东。〔9〕暨(jì):与,及,至,到。〔10〕最:聚集。〔11〕汲汲:急切的样子。〔12〕暨暨:果断刚毅的样子。〔13〕渐进:渐进于德。〔14〕地期:聚会之地。〔15〕注释见本书《左传·郑伯克段于鄢》。〔16〕杀:根据《左传》,郑庄公并未杀共叔段,只是迫使他流亡国外。〔17〕大:突出。〔18〕当国:权势太大,几与国君相等。〔19〕其地:记载事件发生的地点。〔20〕无知:齐贵族,姓公孙,周庄王十二年(前685年)自立为君,次年被杀。〔21〕内:在国内。〔22〕天王:周王。春秋时楚吴等诸侯国君主相继称王,所以尊周天子为天王。这里指周平王。宰:官职名。咺(xuān):周王室官员。惠公仲子:隐公父鲁惠公夫人。赗(fèng):助葬用财物,如车马束帛等。〔23〕宰士:周天子的冢宰,掌管王室内外事务。〔24〕考:原意父,后只称亡父。〔25〕赙(fù):以财物助丧。〔26〕襚(suì):向死者赠送的衣被。〔27〕不及事:没有赶上丧事。〔28〕孰及之:谁参与了盟会。〔29〕祭(zhài):诸侯周名,始祖为周公之子。祭伯:祭国君主,他以诸侯的身分作为周朝廷大臣。〔30〕远:年代久远。〔31〕“所见异辞”以下三句:“所见”指《春秋》作者孔子亲眼所见的历史事件。“所闻”指孔子听说的历史事件,年代比亲眼所见的更远。“所传闻”指孔子所听到的前人传说的事件,年代更加遥远。这里三句是说孔子对于不同年代发生的事件,记载的详略、用词是有不同的,益师之死,因年代久远,孔子不去考订具体时日。后世今文经学家把“所见”、“所闻”、“所传闻”作为一个标准来划分《春秋》所记鲁国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阶段,并进而提出“三世”说,认为历史要经历“据乱世”、“升平世”到“太平世”三个时期。

[鉴赏]《春秋》“王正月”三字乃是西周春秋时期所常用的一种时间表达方式,其中的“王”字一般指的是当政的周王。但是,《公羊传》则认为“王”指周文王,“王正月”三字表达了“大一统”之义,这就是借此来阐发公羊学家自己的政治主张。虽然孔子十分倡导大一统的政治理念,但是他写“王正月”则只是用来指明时间。

公羊学家历来主张加强政治上的大一统局面。西汉中期,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便向汉武帝提出,要以大一统的理念来解释《春秋》,还要以这一理念来统一国家、统一思想。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还对《春秋》“春,王正月”四字别出心裁地发表了独特的理解:“《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董仲舒的这些论述堪称集中展现了公羊学、今文经学的思想倾向、学术特征以及理论风格。

关于《春秋》“郑伯克段于鄢”,《左传》留下了一段详细而又精采的历史记录,十分细致地描绘了这次历史事件的酝酿、发生、发展以及结束的整个过程及其后效。公羊学家则不愿过多关注于历史的细节,其兴趣仅仅在于分析孔子的用字,以便从中琢磨出孔子对历史人物的好恶褒贬,然后据此来评论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公羊传》便提出《春秋》用“克”字,就是要凸显郑庄公之恶,因为他恶意纵容其弟,有意使其陷于“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境地。由此《公羊传》告诉人们,仁爱应成为处理内部矛盾、手足之间关系的一个根本法则。

虽然,《公羊传》在历史叙述方面要远逊于《左传》,但是它对于历史的解释以及经典的诠释则作出了重大贡献,从而推动了中国解释学传统的发展。它非常重视寻求事件与文本的意义,关注历史记录者与解释者的立场及眼光,还有他们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更加令人值得注意的是,公羊学并不受经书文字的束缚,如将“王正月”解读为“大一统”,这虽有附会之弊端,却为创造性地阐释、发挥经义打开了十分广阔的空间。此外,由于训诂是《公羊传》探索《春秋》的主要工具,因此它在训诂学上也多有建树,特别是对名词的训诂,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古代政治、军事、外交、宗教、天文、习俗等许多个方面,充分显示了作者知识之广博。应该肯定的是,公羊学对于推动经学发展与革新曾发挥过十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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