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02
于是,我便感觉到,要过清贫独立的生活,并不像人们平常所想象的那么容易。我想靠手艺过活,但公众却不愿意。他们想出了无数的小窍门来补偿他们挤占了的时间。不久,我就像个木偶小丑似的,几个小钱就让人看一眼了。我没见过有比这更加卑劣、更加残忍的奴役了。我看得出,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对所有的礼物无论它的大小、价值,也不论是什么人送的,一概拒之门外。这么一来,馈赠者反而更多了,他们想逼迫我收下他们的礼物并以此自诩,想逼使我无可奈何地欠下他们的人情。有的人,如果我去求他们的话,他们一定会一毛不拔的;可不求他们,他们反而讨厌地一个劲儿地给我送这送那,而一见我拒收,便欲报复,诽谤我恃才傲物,蛮横无礼,不知好歹。
大家一定猜想得到,我所作的决定,以及我想遵循的准则,是不合勒瓦瑟尔太太的意的。她女儿虽然并不斤斤计较,但毕竟不会违拗母意的。因此,如同戈弗古尔先生所称呼的这两位“女总督”便不总是像我那样坚决地拒收馈赠了。尽管她们有许多事瞒着我,但我仍能发现不少的蛛丝马迹,知道她们在背地里捣鬼,这使我很苦恼,倒不是因为明摆着别人会骂我是与她们串通好了的,而是想到自己在这个家里竟然不能作自己的主。我哀求,我苦劝,我发火,但是那一切都不管用,他们依旧我行我素。妈妈说我是个老讨嫌,暴戾鬼。她同我的朋友们老是嘀嘀咕咕的。在我的这个小家庭中,一切对我来说都是谜,都是秘密。为了免得老怄气,我不再理会家中的事情了。为了摆脱所有这一切烦恼,就必须横下一条心来,可我又做不到。我只会吵吵,却不见行动;她们便任我去说,自己仍旧我行我素。
我不能忍受这没有尽头的争吵和每时每刻的烦扰,使我感到这家和在巴黎的停留是多么的没趣。当我健康状况允许我出门,并且不是被熟人拖着去这儿去那儿的时候,我便独自一人去散步。我在沉思默想着我那庞大的思想体系,用总是随身带着的白纸簿和铅笔记上一点自己的所思所想。这就是我当初选这个职业时所没有想到的困扰,由于排忧遣愁的需要而又完全把我扔回到文学上来,促使我写作的那份恼怒烦闷又在我初期的作品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导致这种情况还有一个原因。我身不由己的被迫进入到了社交圈中去,既无它的气度,又无法装出那副派头,而且对那种派头我是不屑的也不习惯的,于是便想创出一副自己独有的派头,免得邯郸学步。我无法克服我那愚蠢而该死的羞怯,原因在于害怕鲁莽失礼,所以为了壮胆,我决心遭踏那些所谓正统的礼仪规矩。我因害羞而变得尖酸刻薄,不知羞耻;我故意蔑视我不懂的礼节。的确,这种符合我新的准则的粗鲁在我的灵魂深处变得高尚起来,化成了一种坚韧的道德力量,而且我敢说,这种粗鲁态度,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庄严的基础,因此虽然这是与我平素完全不同的一种造作,但却出人意料、保持得相当好、相当长。然而,尽管我的外表和几句俏皮话使我在上流社会中享有愤世嫉俗的美名,但在私下里,我确确实实是总也演不好这一角色的。我的朋友熟人像牵只羊羔似的牵着我这头桀骜不驯的熊,而且,我的挖苦话只是冲着一些生硬但却普遍的大道理,我从未曾对别人说过哪怕是一句不合礼貌的话。
《乡村占卜者》使我完全成了一个时髦人物了。随即,在巴黎,我是最受欢迎的。这个划时代的剧本的内容与我当时的交际相关。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日后的情况,我应该详细介绍一番。
我当时认识不少的人,但只有两个知己:狄德罗和格里姆。由于我总是喜欢把自己所爱之人聚在一起,所以我既然是他俩的知己,那他俩相互间也就很快便成了好友了。我把他俩聚在了一起,他俩很投缘,而且相互间的关系比同我的关系更加紧密。狄德罗认识的人很多,但格里姆是个外国人,又是新来者,需要认识些人。我也正想为他多介绍些朋友。我已给他介绍了狄德罗,又给他介绍了戈弗占尔。我领他去舍农索夫人家,去我情非得已才不得不认识的奥尔巴什男爵家。我所有的朋友都成了他的朋友,这是很简单的事;可他的朋友却一个也没成为我的朋友,这就有点奇怪了。他住在弗里森伯爵家时,常请我们在伯爵家吃饭,但弗里森伯爵也好,与格里姆过从甚密的伯爵的亲戚舍恩伯格伯爵也好,以及格里姆通过他俩而结识的男男女女也好,全都对我没有过任何的友谊和关照的表示。只有雷纳尔神甫是个例外,他虽说是格里姆的朋友,但同我也很要好,在我困难的时候,十分慷慨地帮助我。不过,我认识雷纳尔神甫早在格里姆认识他之前。有一回,他非常亲切而坦诚地帮了我一个忙,虽说事情不大,但我却总也忘不了,从此,我便对他深有好感了。
雷纳尔神甫的确是个待人热情,做事积极的人。这一点,差不多就在我说的这个时期,就有明证,那是同他与之关系甚笃的格里姆有关的。格里姆与菲尔小姐来往了一段之后,突然心血**,意乱情迷地爱上了她,想取卡于萨克而代之。可那美人儿却自视坚贞,婉拒了这位新的追求者。于是,他便悲痛欲绝,想自杀以表白自己的爱情。他突然得了也许谁都没有听说过的最奇特的病。他连续地昏睡了几天几夜,大睁着眼睛,脉搏正常,但既不说话,又不吃,不动,有时他分明听见别人说话,但却仍旧一声不吭,脸上没有任何悲喜的表情,可他既不激动,也无痛苦,也不发烧,仿佛死人似的躺在那儿。雷纳尔神甫和我轮流看护他。神甫身体比我壮实、健康,所以他值夜班,我则值白班;反正他身边从不离人,一个没到,另一个则不会走。弗里森伯爵听到这个消息,忙把塞纳克请去。塞纳克仔细地检查一番之后,说是没什么事,也没开什么药。我因为担心朋友有所不测,便十分注意医生的表情,只见他出门时还面带笑容。可是,病人仍一连数日躺着不动,除了吃点樱桃蜜饯而外,粒米未进。那蜜饯是我不时地放一个在他的舌头上,他下咽得倒挺顺利的。一天早上,他突然下床,穿好衣服,恢复了日常生活,可却从未再向我,而且据我所知,也没向雷纳尔神甫以及其他任何人提起过他那奇怪的嗜睡症以及我们在他病中的精心护理。
这件奇怪的事免不了谣言四起。如果歌剧女伶的冷酷竟使一个男人绝望而死,那才真是一个绝妙的故事哩。这段传奇故事使格里姆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名人了,很快,他便被视作集爱情、友谊以及一切情感的奇人。他因此而在上流社会大受青睐,大家纷纷邀请他,从而也就疏远了我这个可有可无的朋友。我看得出他是准备完全抛开我了,因为我对他的热烈情感深藏不露,而他对我则表现在一张嘴上。我为他所取得的成功感到欣慰,但却不希望他竟然忘掉自己的朋友。有一天。我对他说:“格里姆,您冷落我,这我能原谅。当喧嚣一时的成功的最初陶醉过去之后,您觉得空虚无着时,我希望您回到我的身边来,您将会看到我始终是您的朋友。眼下么,您也别为难,您想怎样就怎样,反正我等着您。”他同意了我的看法,而且潇洒地按我说的去做,以致除了与共同的朋友在一起时见到他而外,就再也见不着他的人影儿了。
在他后来也同埃皮奈夫人交往之前,我俩聚会的主要地点是奥尔巴什男爵府。这位男爵是一个暴发户的儿子,家境不错,挺富有的,虽挥霍无度,但却很高雅很有情调,常在家中接待一些文人才子,而且他自身也有知识学问,所以也无愧于那些文人雅士。他与狄德罗相交已久,在我出名之前,便通过狄德罗的介绍想同我交个朋友。一种本能的厌恶使我久久地没有接受他的美意。有一天,他问我为什么时,我便对他说道:“您太阔绰。”但他依然坚持,因此我们也就成了朋友。我最大的悲哀是我听不得一些故意奉承的好话,而我每每因此而大吃其亏。
我有资格高攀为朋友的另外一位相识就是杜克洛先生。数年前,我第一次认识他是在舍弗莱特的埃皮奈夫人家里。他同埃皮奈夫人关系很好。我们只是在一起吃了一顿午饭,他当天便又走了。但饭后,我们聊了一会儿。埃皮奈夫人跟他谈起过我以及我的歌剧《风流诗神》。杜克洛是个才华横溢的人,不会不喜欢有才之人的,所以便对我产生了好感,邀请我去看他。尽管我对他的推崇仰慕由来已久,但我的胆怯、我的懒惰使我畏缩不前,因为我认为只凭他的好意就登门造访,觉得很惭愧。但是,我第一篇文章的成功以及他对此的夸奖使我鼓起了勇气,前去看他。后来,他也来看我,这样,我俩之间的友情便开始了。这友情使我始终觉得他可亲可爱,并且使我得知,除了我自己心中的感知而外,正直和操守有时是能与文学修养结合在一起的。
还有好多的交往持续的时间并不是很长,我就不在这儿提及了。这些交往都是我最初的成功所带来的,一旦好奇心得以满足,这些交往也就结束了。我这个人一眼就能看穿,今儿看过之后,明儿也就没啥新鲜的了。不过,有一个女人那时挺想见我,关系也比其他的女人维持得久远,那就是克雷基侯爵夫人。她是马耳他大使弗鲁莱大法官先生的侄女;大法官的兄弟就是驻威尼斯大使蒙泰居先生的前任,我从威尼斯回来时曾去探看望过他。克雷基夫人给我写了一封信,我便前去看她,她对我非常之好。我有时在她家吃饭,在她那儿见到过好几个文人,其中有《斯巴达克斯》、《巴尔恩维特》等书的作者索兰先生,不料他后来竟成了对我仇视极深的人,我也搞不清是什么原因,也许是我与他父亲曾经卑鄙地迫害过的一个人同一个姓氏的缘故。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抄乐谱的人本该一天到晚干自己的那一行的,可我却偏偏有许多分心的事,使我每天既不能增加收益,也没有办法集中精力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去,因此,我余下的时间一大半都用来涂抹、刮擦错处,或者重新誊抄。这种烦扰使我日益觉得巴黎呆不下去了,盼望着能回到宁静的乡下。我有好几次前去马尔古西住上几天,因为勒瓦瑟尔太太认识该处的副本堂神甫,我们就住在他那儿,副本堂神甫并没有觉得这给他带来什么不便。格里姆同我们去过那儿一次。副本堂神甫嗓音好,唱得动听,虽然他对音乐并不十分内行,但他对他的那部分唱词却学得既轻松又准确。我们在那儿专门练唱了我在舍农索写的三重唱。我还按照格里姆和副本堂神甫凑凑乎乎写出的唱词写了两三首新的三重唱。在这纯净的欢乐中写下的并演唱的这些三重唱,我竟把它们连同我所有的乐谱都撇在伍顿了,对此我深表遗憾。达旺波尔小姐也许用它们做了卷发纸了,可它们是值得保留,而且大部分对位都写得不错。
我很高兴地看到,在这些小小的外出旅行中,“姨妈”非常开心、愉快,我的身心也感到愉悦、舒服。有一次归来之后,我极其匆忙而潦草地给副本堂神甫写了一首书简诗,大家可以在我的信函集中见到它的。
我在离巴黎更近点的地方,在米萨尔先生家,还有一个自己很满意的落脚的地方。米萨尔是我的同乡、我的亲戚和我的朋友,他在帕西弄了一处迷人的居所,在他家,我过着很恬静的一段生活。米萨尔先生是个珠宝商,明智豁达,生意上赚得一笔不小的资财,并把独生女儿嫁给了经纪人和御膳房总管瓦尔玛莱特先生的公子,然后,便作出明智的决定,放弃了生意和事务,将生活中的烦恼和不如意统统抛于脑后,安度晚年。老好人米萨尔是一位真正的身体力行的旷达者,在自建的舒适房屋里,在亲手侍弄的非常漂亮的园子里,生活得无忧无虑。在挖掘园子的花坛时,他发现了一些贝壳化石,数量之多,令他那激奋的想象力看到大自然里只有贝壳,以致他最后真地以为宇宙间只有贝壳和贝壳的残余,以为整个地球只是含贝壳残余的泥沙了。他整天惦念着这些东西和他那稀奇古怪的发现,脑子发热,以致最后这些东西本会在他的头脑中形成体系,也就是说,会走火入魔,如果不是因为后来他患了一种奇怪的病而乘鹤西去的话。他的死对他的理智来说倒是件幸事,可对于喜爱他、住在他家觉得非常舒适的朋友们来说却是天大的不幸。他是胃里长了个瘤子,日益增大,使他吃不了东西,可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搞不清楚他为什么吃不下东西。这个瘤子折磨了他好几年之后,把他给活活饿死了。我每每想起这个可怜而可敬之人最后的那段时日,总是不由得伤心欲绝。勒涅普和我是看见他最后那副惨状的惟一朋友。可他就是那么痛苦,依旧很热情地招待我们。他当时已经是只能眼馋地看着我们在吃他为我们准备的饭菜,自己几乎连几滴淡淡的茶水都喝不进了,一喝便吐。可是,在他那一段最为痛苦、最为难以忍耐之前的时间里,我在他家同他结识的那些卓绝的朋友一起度过了多么欢快的时刻呀!在这些朋友之中,我首推普雷沃神甫。他是个非常和蔼可亲、非常朴实的人。他心地善良品行高洁,作品生动感人,堪称不朽之作,而在他的脾性和在他与人相处之中,从来没有将他那赋予其作品的忧郁色彩带到生活中去。还有普罗高普医生,是个运气很好的小伊索。还有布朗热,是死后出版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的著名作者,而且我认为他把米萨尔的思想体系延伸到整个宇宙了。在女士中,有伏尔泰的侄女德尼夫人,她当时只是个善良的女性,还没假装女才子哩。还有旺洛夫人,她肯定谈不上美,但却可爱动人,唱的歌很美,如天仙下凡一样。还有就是瓦尔玛莱特夫人了,她也善唱,尽管人很瘦弱,但如果不是她自作多情的话,倒也还是挺可爱的。这差不多就是米萨尔先生的全部朋友。要不是我喜欢听米萨尔先生与我促膝畅谈他的贝类学的话,我本会更加喜欢他的那些朋友的,而且,我可以说,我在他的研究室里工作的半年多的时间里,和他一样地对贝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早就声称,帕西的矿泉水对我的健康有益,并劝我去他家饮用。为了逃避这个吵闹、烦杂的城市,我终于听从了他的劝说,到帕西住了十来天,这对我大有好处,倒不是因为饮用了那儿的矿泉水,而是因为住在了乡间。米萨尔会拉大提琴,而且十分喜欢意大利音乐。一天晚上,我们睡前畅谈了一番意大利音乐,特别谈到我俩都在意大利看过并都非常着迷的那些喜歌剧。入夜,我左思右想,辗转反侧,就老是在幻想着怎样才能把这类剧种移植到法国来,因为《拉贡德之爱》压根儿就不是这种歌剧。清晨,我边散步,边饮矿泉水,还一边非常匆忙地作了几句所谓的诗,并为这些诗配上即兴而来的乐曲。我在园子高处的一个拱顶小厅里把这些全都草草地写了下来。喝茶时,我禁不住把这些曲子拿给米萨尔及其女管家,实际上很善良、很可爱的迪韦尔努瓦小姐看。我草草地写成了三个片段:第一个是独自《我失去了我的仆人》;第二个是占卜者乐曲《爱越是忧伤越是情深》;第三个是《科兰,我永远雇佣你》。我根本没有想到这玩艺儿值得写下去,要不是他俩的喝彩和鼓励,我真地会把这些诗作统统烧掉,不再去想它们了,如同我写过的至少与之同样好的一些东西也都多次被我投进火中一样。但是他们极力地鼓励我,所以,六天工夫,我就把剧本写完了,只差几行诗句而已,而且全部乐曲也都写成了初稿,在巴黎只需来点宣叙曲和全部中音部就可以了。我以极快的速度完成了剩下的这一切,只二个星期,全剧的各场次全都誊清,可以被搬上舞台了。所缺的只是那段幕间歌舞,很久以后才写出来。
这部作品的完成令我十分激奋,极其想听到它的演奏,并且恨不得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看到关起门来按照我奇特的思路的演出,正如人们所说的吕利那样,他有一次让人为他独自一人演出了《阿尔米德》。由于我不可能有此福份,只可能同普通的观众一起欣赏玩味,所以,为了听到自己的作品,就必须让它搬上歌剧院的舞台。不幸的是,该剧属于全新的类型,听众压根儿就不能接受,而且,《风流诗神》的失败使我预见到,《乡村占卜者》要是以我的名义送去的话,肯定也打不响。杜克洛将我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他负责把该剧送去试演,而不道出作者是谁。为了不暴露自己,我连排练都没有去看。就连“小小提琴手们”也是在全场欢呼,证实了此作品实属一流之后,才知道其作者是谁。所有听了演奏的人都兴高采烈。第二天,所有的社交场合全都在谈论它。宫廷娱乐总管居利先生观看了排练之后,便索要该作品,好拿去宫中演出。杜克洛深知我心,认为该剧拿到宫廷之后,就不如在巴黎那样我可以作主了,便拒绝交出剧本。居利居然想通过强硬手段索取这个剧本,杜克洛坚决不给,两人吵得很凶,以致有一天,正要从歌剧院出来的时候,要不是大家把他俩拉开,两人必将出去决斗了。有人想来找我,我便把这事推给杜克洛先生,因此,他们还得去找他。奥蒙公爵大人出面干预,杜克洛终于觉得应该向权势让步了,因此,该剧便准备拿到枫丹白露去演了。
我最钟爱的,也是最不落俗套,与往昔风格不同的那一部分,就是宣叙曲,我的宣叙曲以全新的方式显出抑扬顿挫,与唱词的吐字相得益彰。人家不敢保留这种可怕的革新,生恐这会激怒那帮因循守旧,不思改革的家伙。我同意让弗朗去。
当一切准备就绪,演出日子定好之后,有人建议我到枫丹白露去一趟,至少去看看最后的彩排。我同菲尔小姐、格里姆,好像还有雷纳尔神甫,同乘一辆宫中的车子去了。彩排还算差强人意,比我意料中的要好得多。乐队人数很多,是由歌剧院和国王乐队的人组成的。热利约特演科兰,菲尔小姐演科莱特,居维利埃演占卜者。合唱由歌剧院的合唱队担任。我也没发表什么意见。是热利约特在指挥全局,我也不想去干预他做的事,而且,尽管我具有古罗马人的气质,但在这些人中间,我像小学生一般害羞。
第二天是首场演出的日子,我去大众咖啡馆吃早餐。那儿已经聚了不少的人了,都在谈论头一天的彩排以及如何难以走进剧场。有一位军官也去看了,说他没费吹灰之力就进去了,把场内情景详细叙述了一通,把作者也给描绘了一番,还道出了自己都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但是,使我惊讶的是,他的这番冗长的叙述,虽然说得那么肯定、自然,但却是谎话连篇。很显然,把这次彩排说得如此津津有味的这个人根本就没有去看,因为他所说的看得那么真切的作者就在他的眼前,可他却并不认识。这场滑稽戏中更奇特的是,它在我身上所起到的作用。这个人年岁已经不小了,他的言语表情中没有显露出一丝的狂妄自大不可一世。从相貌看,他是个有身份的人,身上的圣路易十字奖章说明他是一位前军官。尽管他恬不知耻,尽管我一向以和这帮人交往为耻辱,但我对他却挺感兴趣。当他大撒其谎时,我满面羞红,不敢抬头,如芒刺在背。我有时心里在想,有没有什么办法认为他是弄错了,而不是存心在撒谎。最后,我生怕有人认出我来,当面揭破他的弥天大谎,所以,我赶忙喝完巧克力奶,一言不发,低下头打他面前走过,尽快地跑了出去。与此同时,在场的人还在就他的议论一个劲儿地聒噪着,到了街上,我发觉自己浑身是汗,而且,我敢说,在我出来之前,有人认出我来,喊我一声的话,那个可怜虫当然会因谎言被揭穿而难堪,而我也会因此感到羞愧不安。
我现在已处在一生中最严峻的一个关头,很难只是单纯地叙述,因为叙述本身不可避免地会带上个人主观的褒贬色彩。不过,我还是要尽量地不加褒贬地叙述一下我是如何做的,出于什么动机这么做的。
那一天,我的穿戴同平日里一样地随便,胡子拉碴儿,头发乱糟糟的。我把这缺乏礼貌的样子当成是一种勇敢的表现,就这么一个打扮,堂而皇之地走进大厅。国王、王后、王室成员和所有宫廷大臣不一会儿也驾临这一大厅。我走去坐到居利先生领我去的属于他的那个包厢。这是个离舞台较近的大包厢,正对一个较高的小包厢。国王和蓬巴杜尔夫人正坐在小包厢里。我周围尽是夫人,只有我一人是男的,不难想象,我是被特意安排在这里的,好让大家看见。灯光亮起时,我看见自己这副模样,坐在全都精心打扮了的人中间,开始觉得有点别扭。我在纳闷:是不是坐错了地方?自己的穿着打扮是不是恰当?惶恐不安了几分钟之后,我便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回答自己说:“没错。”这种无畏也许更多地是因为无可奈何而非出自理直气壮。我寻思,这难道不该是我坐的地方吗?因为我是在看演出我的剧本,我是被邀请来的,我正是为此而写这一剧本的,再说,我比别人更有权利,更有资格享受属于我的劳动果实。我穿得跟平时一样,既不更好也没更差。如果我又开始在某件事上屈服于舆论,那我很快又会让别人牵着鼻子走。为了永远不失本色,不管是在什么场合,我都不该因根据自己所选定的职业穿著打扮而羞惭。我外表朴素,不修边幅,但我毕竟是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胡子本身也不脏,因为那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而且,依据潮流,胡子有时候还是一种装饰哩。有人会认为我滑稽可笑,傲慢无礼。嗨,这没有什么关系。我应学会忍受别人的讥笑,只要我不觉得别人说得对就行了。这么小小地一番内心独白之后,我便百般坚强起来,以致必要的话,我可以英勇无畏了。但是,可能是由于国王也在剧场,也许是人之天性使然,我在以我为对象的好奇之中所见到的只是殷勤和礼貌。我深受感动,又开始对自己、对剧本不安起来,生怕失去这似乎只想为我喝彩的极其有利的偏见。对于他们的冷嘲热讽,我是有备而来的,但他们那份殷勤劲儿却是我所没有料到的,使我为之折服,以致于开始演出时,我竟像个孩子似地浑身发抖。
我很快便有理由放心了。就演员来说,演得并不好,但就音乐而言,唱得也好,演奏得也好。第一场的确很朴实,但却也挺感人;但自这第一场起,我便听见各个包厢里响起了在这类剧本中从未听到过的一种惊奇、赞叹的窃议。这种激动在不断增强,很快便使全场的观众都感染到了这种激动,按孟德斯鸠的说法,就是用效果本身来增强效果。在两个可爱的人儿那一场,这一效果达到了顶点。国王在场是不许鼓掌的,这就使得大家能听得一清二楚,剧本和作者也因此而受到很大的好处。我听见我四周的一些如天仙一般美丽的女士在彼此窃窃私议:“这剧真美,真动人,没有一个音符不激动人心的。”我因为令这么多的美女激动而高兴得热泪盈眶。到第一个二重唱时,我发现并非自己独自一人在忍不住流泪。有一会儿,我在默默沉思,回想起在特雷托朗家搞的那场音乐会来。这种回想使人觉得奴隶在把桂冠戴在凯旋者们的头上。但这个回忆转瞬即逝,我马上集中精力专心致志地享受体味带给自己荣誉的那份乐趣。可我深信,此时此刻,性的冲动要大大地高于作者的虚荣心。可以肯定,如果在场的全是男人,我也不会那样的欲火焚烧、蠢蠢欲动,想用嘴唇去承接我使之流出的那些醇美的泪水。我见过一些剧本激起过更加热烈的赞叹,但从未见过全场观众这么无一遗漏地、温馨激动地陶醉于这样一个剧本的,特别是,这是在宫廷里,又是头场演出的日子。凡是看过这个场面的人都应该记得的,因为那效果是史无前例的。
当天晚上,奥蒙公爵大人让人告诉我,让我第二天11点光景到城堡去,他要让我晋见国王。传话的是居利先生,他补充说,可能国王想亲自向我宣布要赐予我年金。
谁能相信,紧随这如此辉煌的一日而来的一夜,对于我来说,竟是一个焦虑而惶恐之夜呢?只要一想到要被国王接见,我的第一个念头便是想到我得常常外出应酬了。这种外出应酬当晚观剧时就让我深受其害,而且,第二天,当我在王宫的长廊或国王的房间里,同那些国王宠信的权臣们在一起,等候陛下御驾亲临时,还会折磨我的。这个缺点是使我避开社交、妨碍我去与女人厮混的主要原因。一想到这种应酬会使我陷入窘迫,我就觉得浑身不是滋味,非出洋相不可,而我是宁愿死也不愿出洋相的。只有亲身经历过这种窘状的人才能体会到冒此危险有多么可怕。
然后,我又在想象国王来到自己面前,有权臣向国王推荐我,国王恩宠有加,停下脚步,冲我问话。这时候,一定要安详镇定地回答国王而不能有一丝怯意。我那该死的胆怯在随便一个陌生人面前都要让我慌乱不安,到了法国国王面前,还能饶过我吗?还会让我在当时的情况之下说出得体的话来吗?我很想既不抛弃自己已有的那种严肃的神态与口吻,而又能将我对一位这么伟大的君主的感激有所表示。我必须在美好而恰当的颂词之中,包含一点伟大而有益的真理。为了事先准备好恰如其分的回话,就一定得准确地预料到国王在当时情况下可能的问话。可是,我深信,即使这样,到了陛下的面前,我也想不起自己预先想好的话来了。当着满朝文武,此时此刻如果我在慌乱之中冒出一点平时的那种傻气来,那可如何是好?这种危险令我惊恐、害怕、颤抖,使我横下心来,横竖不能当众出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