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从此,我被禁锢在逐渐深重的黑暗中长达八年整,无论如何左冲右突,总也无法穿破它那阴森的黑暗。在这个暗无天日的深渊中,我感觉得出所受打击之严重,我仿佛感觉到有人用工具打击我,可我却无法看清操纵那工具的手,也看不清那手是怎么使用那工具的。耻辱和不幸悄无声息若无其事地光临了我。当我那破碎的心发出几声叹息时,倒像是个无病呻吟的人。而弄得我一败涂地的那些人却找到了不可思议的高招儿,把公众不知不觉地接了过去作为他们的支持者,而且还看不出他们的阴谋所产生的恶果。因此,在我叙述那些与我相关的事情,叙述我所受到的虐待以及我所遭遇到的一切的时候,我是根本看不到那只酿成大祸的毒手,无法在讲明情况的同时找到其原因。这些最初的原因全都在前三章里写明了;所有和我相关的事和开始不为人知的企图,在前三章里也都阐明了。然而,我却说不出个子丑寅卯甚至无法推测这各式各样的原因是怎样聚合起来造成我一生中的种种离奇之事的,连推测也难。如果在我的读者中有哪位义士愿意探究这些秘密,找出真相,那他就最好留意一下前三章,然后,在每读到一个事实的时候,就利用掌握的材料,一个阴谋一个阴谋地,一个代理人一个代理人地倒查回去,顺藤摸瓜,最终找到制造所有这些的元凶,而我肯定清楚他最终查出来的是谁。但是引导读者去穷根探源的那些暗道阴森漆黑,曲曲弯弯,我本身可能办不到。
我在伊弗东逗留期间,结识了罗甘先生全家,其中包括他的外甥女波瓦·德·拉杜尔夫人及其几个女儿。我记得曾经说过,女儿们的父亲我在里昂早就认识了。她是来伊弗东看望舅舅和姨妈们的;她的大女儿大约15岁,聪明伶俐,性格温柔,这些是我很喜欢的。我友谊至深地依恋上这位母亲和她的这位女儿了。这个女孩由罗甘先生作主,许配给了他的当了上校的侄儿。已是中年的那位上校对我是很尊崇的。但是,尽管做伯父的十分热衷于这门亲事,做侄儿的也盼着遂了心愿,我也希望男女双方好事成真,然而由于悬殊的年龄差,那女孩极不愿从命,所以我便同她母亲一道力阻这门亲事,于是婚事也就了断了。后来,上校娶了同是他的表妹的迪伦丝小姐。这位在我看来性情和相貌俱佳的女孩,使得上校成了最幸福的丈夫和父亲。尽管如此,罗甘先生对我拂逆他的心愿是耿耿于怀的,我坚信无论是对他还是对他的家庭,我都尽了最神圣的友谊所要求的义务。我并不要事事逢迎他心意,而是事事尽心尽力地提出忠告。
万一回到日内瓦去,毋庸置疑,我就知道会受到怎样的接待。我的那本书在日内瓦被焚烧了,而且,6月10日,也就是在巴黎下达逮捕令之后的九天,日内瓦也下令逮捕我。在日内瓦的逮捕令中,荒谬绝伦之处比比皆是,而且,教会敕令也在其中大受践踏,所以,我并没有认为这是一种误会的想法,等到完全证实之后,我真不寒而栗,担心如此明目张胆地,如此骇人听闻地践踏以良知为始的一切法律,估计日内瓦会被闹翻的。可我放心了,因为一切都平静如常。如果说在平民百姓中还在议论纷纷,那仅仅是对我个人而言,我被所有的饶舌轻浮之人以及所有的学着看成是一个没有背好教理问答,要挨鞭子的小学生。
这两道逮捕令是个信号,标志着对我诅咒的浪潮已在全欧洲涌动,其愤怒程度简直是没有先例的。所有的杂志、所有的报纸、所有的小册子都鼓噪起来,唾骂声不绝于耳。尤其是法国人,这个如此温情、如此有礼貌、仗义、自诩对落难之人如此亲切、看重的民族,竟突然忘掉了自己最为得意的美德,争相侮辱我,诅咒声频度烈度极为高涨。我成了一个大逆不道之人,一个无神论者,一个狂人,一个疯子,一头猛兽,一只狼。《特雷夫报》的续办人,诅咒我得了什么变狼妄想症,那些恶言恶语正是他自我的最好写照。总之,简直可以说,在巴黎,不论写什么题目的文章,如果不在其中加点诅咒我的话,就有被警察找麻烦的危险。我在寻找这种一致的仇恨的原因,但徒劳无益,我几乎以为所有的人都疯了。什么!《永久的和平》的编者在煽动不和!《萨瓦副本堂神甫的信仰》的出版者是个大逆不道之人!《新爱洛伊丝》的作者是只狼!《爱弥儿》的作者是个狂人!唉,我的上帝!假如我出了《精神论》,或者其他什么类似的著作,我又会遭遇什么境地呢?可是,在掀起反对《精神论》作者的声浪中,公众根本没有把自己的呼声与迫害者的呼声联合起来,而是对作者大加赞扬,为他出气。请大家把他的书和我的那些著作比较一下,把这些书受到的以及两个作者在欧洲各国所受到的不同对待比较一下,请大家从这些不同之中找出一些能够令一个有理智的人感到满意的原因来。这就是我所请求的一切,对于其他我并不敢企望什么。
我在伊弗东过得很舒坦,所以,在罗甘先生及其全家的一再挽留下,我不打算再走了。该城大法官莫瓦利·德·然让先生也好心地劝我留在他的治下。上校家中有一小楼,在庭院和花园中间,在数次邀请之下我住到了那里,然后,他便立即着手布置,配备上我的小家庭所需的一应物品。罗甘是围着我转的几个殷勤备至者之一,整天都不离我左右。然而,太多的宠爱反而更增添了我的烦恼。搬家的日子已经定好了,而且我也已经给泰蕾兹写了信,可是,我突然得知,在伯尔尼掀起了反对我的风暴,据说是虔诚的教徒们掀起来的,然而对于这件事的起因我却怎么也想不透。参议院不知受到谁的挑唆,似乎不愿让我在隐遁中得以安宁。大法官先生一得到这一**不安的消息,就写信给数位政府官员,为我辩白,责备他们不该盲目采取不宽容的态度,揭出他们竟容那么多的盗匪藏匿在其邦内,却容不下一个受迫害的有才之人。有理智的人已经猜到,他的严厉斥责非但起不了缓和作用,反而火上浇油。不管怎么说,打击的风暴还是冲垮了他的威信和雄辩建起的防护堤。当他获悉他必须向我下达的命令时,便事先向我透了风。为了不束手就擒,我便决定第二天就动身。但是我又该投向何方呢,因为我已看到日内瓦和法国都对我关上了大门,而且我也清楚地预料到,在这件事情上,各自的行动是不会落在邻国后面的。
波瓦·德·拉杜尔夫人建议我住到莫蒂埃村的一座家具齐全的空屋子去。这座屋子在纳沙泰尔邦的特拉维尔谷中,属她儿子所有,翻过一座山就到了。这一个建议太及时了,因为在普鲁士国王的各邦中,我自然不会再受到迫害,至少宗教问题在那儿不会成为借口。可是我还有难于启齿的隐痛,使我颇费踌躇。我生来所具有的对正义的爱始终在我心中燃烧着,我始终思念着倾慕着祖国,所以我便对普鲁士国王有所厌恶,我觉得他通过他的行为准则和所作所为把对自然法则和所有的人类义务的一切尊重全都践踏殆尽。在我装饰蒙莫朗西塔楼的装框版画中,发现有一幅这位国王的尊容,下方写了一首二行诗,末尾一句是:
他思想如哲学家,行为则是国王。
这句话在别人看来,则会是一句挺美的颂词,可是,在我看来,却有着一种并不模棱两可的含义,而且,上一句诗也已清楚地表明了这一含义。来看我的人全都看到这首二行诗的,而且,来看我的人颇有一些。罗伦齐骑士甚至把它抄给了达朗贝尔,而我深信,达朗贝尔一定挖空心思拿它去代我向这位国王取宠的。这第一个错还不算,我又在《爱弥儿》的一段中犯了个大错:大家在这一段中,从多尼安人的国王阿德拉斯特身上较清楚地看到我暗指何人,而且这一影射仍被那些吹毛求疵的人捕捉到了,因为连布弗莱夫人都曾多次向我指出了这一点。因此,我真怀疑我在普鲁士随时会掉脑袋的。再说,假设他果然具有我斗胆地加给他的那些行为准则的话,那么我的作品及我这个作者就凭这一点也要让他龙颜不悦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恶人和暴君总是恨得我要死,即使他们不认识我,但只要一读我的作品就会如此。
然而,我壮着胆子去听凭他的摆布,并且我觉得这样不至于太危险。我知道卑劣的情感只能支配软弱之人,对于性格坚强的人则起不了什么作用,而我一向认为他就是后一种人。我断定,根据他的统治手腕,遇到这种机会,他是能借以发挥下自己的豁达大度之情的,而且他的性格也不是不能让他这么表现一下的。我认为,一种卑劣而轻易的报复在他的心里一刻也不会胜过他对荣誉的追求,而且,假如我设身处地地为他考虑,也觉得他有可能趁此机会以其慷慨来使曾经敢于非议他的人感到无地自容。因此,我怀着一种自认为他会感到其价值的信任,前往莫蒂埃居住了,并且暗自恩忖:当让一雅克与科里奥朗相比的时候,难说普王会比沃尔斯克人的将领表现逊色吗?
罗甘上校非要陪我一起翻过山去,亲自把我在莫蒂埃安顿好。彼瓦·德·拉杜尔夫人的一位小姑子,名叫吉拉尔迪埃夫人,她本来对我要去那座屋子(是她原先住的)表示同意,见我来了,并不太高兴。然而,她仍然豁然大度地让我住了进去,与此同时,我在等着泰蕾兹搬来,把我的小家安排好期间,就在她那儿吃的饭。
自我离开蒙莫朗西起,我预想自己很可能将在偷偷摸摸的躲藏中度日子了,所以犹豫着没让泰蕾兹前来找我,不想让她同我一起过那我注定要过的漂泊无着的生活。我感觉到,由于这次灾祸,我们之间的感情的方向发生了逆转,在此之前是我对她施以宠爱与恩情,今后将变为是她对我施以宠爱和恩情了。如果她的感情能经得起我种种不幸的考验的话,她将被我所遭受的种种不幸深深打动的,而且,她的痛苦将加深我的苦痛。而万一她不幸失去了我,她将会向我夸耀她的坚贞不渝,视之为她的一种牺牲,而且,她感觉不到我同她分享我最后一块面包时的那种乐趣,只会觉得不管我怎样浪迹天涯,她都愿意跟着我去的那种美德。
我有必要掏出我全部想说的话,我没有掩饰我那可怜的妈妈以及我自己的缺点,因此,我也就不该对泰蕾兹有所宽容,尽管她是我的非常亲密的人而且我也打心眼里崇敬她,我也不愿隐瞒她的过错,如果说内心情感不由自主的变化也算是个真正的过错的话。我很早就发现她的心在渐渐地冷下来。我觉得我们的蜜月期开始结束了,而且,我越是对她始终如一,就越是感觉出这一点来。我又陷入我在妈妈身边感受到其后果的那同样的尴尬之中,而这种后果在泰蕾兹身边也一模一样:我们不必去追寻那自然界中并没有的完美;这种后果在无论哪个女人身上都是一样的。我对我的孩子们所作出的决定,尽管我觉得十分合情合理,但我经常感觉得到心中的不快。在我思考我的《论教育》时,我感觉到自己忽略了没有什么能够使我免除的一些义务。我的内疚最后变得如此强烈,致使我几乎不得不在《爱弥儿》的开头就公开承认了自己的过错,并且那些致敬的话是那么坦白,以致读完这一段之后,有谁还有勇气责怪我的过错的话,那就很令人惊诧了。然而,我的心情并不怎么好,甚至更糟,因为我的那些敌人一心想抓我的把柄,对我恨之入骨。我牢记过去所犯的错误,不想冒此危险,所以我宁可忍受清心寡欲之苦,也不愿让泰蕾兹今后陷入同样困境。此外,我早就发现,男女间的欢爱也逐渐使我的身体垮下来。由于这双重理由,我曾屡下狠心,但有时却不能坚持,不过,这三四年来,我的精力倒比以前增强了。正是这样,自那时起,我便发觉泰蕾兹有所冷淡:她虽说因为义务而对我依然如故,但这并不意味着感情仍和以前一样,没发生变化。这必然使我们的夫妻关系少了点乐趣,因此我就在想,她深信无论她身在何处,我对她的关爱都会不变,所以也许宁愿留在巴黎而不愿随我漂泊。然而,在我俩离别之时,她曾是那么依依不舍,要求我必须等着她去找我。自我走后,她向孔蒂亲王和卢森堡先生都一再强烈地表示寻我的愿望,以致我非但没有勇气向她提出分手,甚至连想都不敢去想。我实在是难以忍受离别之苦,我便只想到一再要求她快到我的身边来。因此,我便给她写信,让她动身前来,她也就来了。我离开她还不到两个月,但这可是我们多年形影相随之后的第一次分离,但我俩都不堪忍受这离别之苦。我们拥抱在一起时,心里就好像打翻了五味瓶!啊,温情和欢乐的泪水是多么地甜美!我的心在如饥似渴地畅饮着这甜美的泪水!我渴望能够体味到更多的这样的泪水?
我到了莫蒂埃,便给纳沙泰尔总督、苏格兰元帅基思勋爵写了信,告诉他我在国王陛下的国土上退隐一事,并希望能得到他的保护。他以人所共知、也是我所期待于他的那份豪爽回复了我。他邀请我去看他。我就跟马蒂内先生一道去看他了。马蒂内先生是特拉维尔谷的领主,在总督面前红得发紫。这位德高望重的苏格兰人的风貌,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灵,我俩之间顿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情,这感情在我来说是始终如一的,而在他那一方面,如果不是那帮剥夺了我一生所有慰藉的奸佞趁我远离他时,欺他年迈,在他面前将我贬得一文不值,也是会一直不变的。
乔治·基思是苏格兰世袭元帅,也是那位生的伟大,死的壮烈的名将基思的兄弟。他年轻时便离开了故乡,因为忠于斯图亚特家族而遭放逐。在他觉得这个家族薄情寡义时,很快便对它感到厌恶了。他在西班牙呆了很久,很喜欢那儿的气候,最后,同他兄长一样,依附了知人善任的普鲁士国王,兄弟两人都受到了重用,普鲁士国王也因此而得到了很好的回报。基思对他好一片赤胆忠心,而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获得了元帅勋爵的真诚的友谊。这位可敬可佩的人的那颗完全共和主那么完全彻底,以致尽管两人思想迥异,但他一旦依附了腓特烈,心中就只有他了。国王委托他负责了一些重大事务,派他去巴黎,去西班牙,最后,见他年迈,需要休息,便委他以纳沙泰尔邦总督之职,使他得以颐养天年,并使该小邦人民生活幸福。
纳沙泰尔人只看重具有金玉其表之人,不识真知实才,并一听人侃侃而谈,便以为是才气过人,看到一个冷静而不拘俗套的人,便把他的质朴当作高傲,把他的坦率视为粗俗,把他的言简意赅当成愚蠢。他们拒绝他的关心爱护,因为他只愿助人而不愿逢迎,根本就不会讨好他所不欣赏的人。珀蒂皮埃尔牧师被他的同行们撵走了,因为他不愿意他的同行们永远被判在地狱中。在这个可笑的事件中,勋爵因反对牧师们僭越权力而遭到全邦人反对,而这些人正是他所为其着想的。当我到来时,这愚蠢的反对声尚未止息。他至少被看作是个易让人产生偏见之人,而在他所受到的所有责难中,这可能是比较确切的一条。我在看到这位尊敬长者时,一下子为他那被岁月耗尽的瘦削躯体而动容。但是,当我抬眼看到他那神采奕奕、爽朗而高贵的面容时,我不觉一怔,立刻对他肃然起敬,充满信任,这种感情一下子充满了全身。我走上前去,向他致以寥寥数语的问候。他只是听了听,就提起了别的话题,仿佛我已来了有一个星期了似地。他没有给我让坐,而他这位领主也直挺挺地站着。但我从这位勋爵的深邃而精明的眼神中,看到一种说不上来的温情,因此我很快就融入这气氛里,无拘无束地走到他坐的那张沙发椅前,在他身边坐了下来。从他一开始就采用的亲切口吻中,我感到我这种随意的做法让他高兴,我猜想他心里一定在说:“此人不是纳沙泰尔人。”
性格投缘给老人带来了活力!到了这一大把年纪,应该已是心境淡漠的时候了,可是这位善良老人的心却为我而奇怪地炽热起来,令人惊诧不已。他竟跑来莫蒂埃看我,借口要打鹌鹑,可是,住了两天,连枪也没摸一下。实际上我俩之间建立起了那么深厚的友谊——确实如此——以致彼此谁也离不开谁了。他夏天住的科隆比埃城堡离莫蒂埃六法里,不足半个月我就会跑到他那儿呆个一整天,然后便又像朝圣者似地走回来,心中对他一直是念念不忘。我从前从退隐庐往奥博纳跑时的激动心情当然与此迥然不同,但那并不比我走近科隆比埃的感觉更加甜美。一路上,当我想到这位可敬的老者那慈父般的善心,那可亲可爱的美德,那慈善旷达时,泪水就忍不住夺眶而出!我称呼他为父亲,他唤我为孩子。这种甜蜜的称呼在一定程度上已表明把我俩聚在一起的那份依恋之情,但却还不能反映我俩彼此相互的需要和不断相见的愿望。他非要我住到科隆比埃城堡去,要我把在那儿住过的房间当作长久的居所。最后,我对他说,我在自己家里更自由一些,我宁愿一辈子这么跑来跑去地去看望他。他很赞赏我的坦诚,就没再提这事了。啊,善良的勋爵!啊,我可敬的父亲!我现在想到您时,心里仍多么激动啊!啊!那帮凶狠的家伙,他们让您和我不得不分离,给了我多大的打击啊!不,不,伟大的人啊,对于我来说,您是,而且将永远是始终如一的,而我也是依然如故的。他们欺骗了您,可他们却无法改变您。
元帅勋爵不是神。他是个智者,但毕竟是个人。他具有最深邃的思想,他最能掌握分寸,最了解人,但有时却也受人蒙骗,并且是深信不疑不知回头。他的脾气很特别,看问题有点古怪、离奇。他看上去把天天见到的人都忘掉了,但实际上他又出乎这些人意料地又想起了他们。他对人的关心常显得不问场合不知轻重;他送人礼物全凭自己心血**,而不是考虑合适与否。他脑子里一想起什么,便立即把礼物送给您或寄给您,不问价值之高低贵贱。有一个日内瓦青年,想去报效普鲁士国王,前来找他。勋爵给他的不是一封信,而是满满一小袋豌豆,命他转交给国王。国王收到这个奇特的“推荐信”,立即任用了送“信”的人。才高智远的人之间本来有着一种凡夫俗子永远也无法理解的心灵语言。元帅勋爵的这种类似一位美妇人的任性的小小怪癖,使我觉得他分外有趣。我深信,而且后来也深深体会到,这些小小怪癖并不影响他的感情,也不影响友谊在关键时刻要求他对别人施与的种种照顾。不过,老实说,他关照别人的风格,与他在对人的态度上有着同样的奇特之处。我只就一件小事举一个例子。由于从莫蒂埃到科隆比埃一天走到对我来说实在太累,我通常便把它分成两段来走,午后动身,在半路上夜宿布洛特。居处主人桑托兹,需要向柏林求得一项对他来说极其重要的恩准,便求我转请总督阁下代为求情。我很乐意帮他这个忙,便带上他一起去了。我让他先留在候见厅里,我去同勋爵谈这事,可勋爵没有吭声。上午过去了,我穿过候见厅去吃午饭,看见可怜的桑托兹等得心急火燎的。我以为勋爵早已把他给忘了,便在入席之前,又跟他提起这事,他仍旧和先前一样默不作声。我以为他的这种态度是在让我感觉出我很不识相,便不再言语,暗自在为可怜的桑托兹叫苦。第二天返回时,桑托兹一再向我道谢,说他在总督府上受到了盛情款待,吃了顿丰盛的午餐,而且总督阁下还收下了他的呈文,弄得我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三个星期之后,勋爵把桑托兹所要的诏令派人送给了他。诏令是经国王御批的,由大臣下发的。勋爵在办这件事时,从不愿跟我,也没跟桑托兹说一句,吭一声,我还以为他不肯办呢。
我真想继续谈论乔治·基思。我最后的美好回忆就是源自于他的,而除此之外,就只有烦恼和痛苦伴着我。一想起这些揪心事来,我便悲从中来,恍恍惚惚,语无伦次地都把这些讲出来。斩不断,理还乱,讲出来也不可能前后有序,所以,今后我只好信马由缰,想到哪里写到哪里。
我很快便得到了国王给元帅勋爵的答复,同意我避难,这下我可摆脱了痛苦的纠缠了。大家可以想象,我把元帅勋爵看作了我的辩护人。国王陛下不仅赞同他的做法,而且还责成他——(我得把一切都说出来)给我十二个金路易。好心的勋爵被这样一个差使弄得进退维谷,不知如何办才能使我不致感到难堪,于是,他想出一个办法,把这笔钱折成实物,只告诉我说,他奉命给我提供劈柴、木炭,好让我开始过起小日子来。他甚至还补充说——这也许是他自个儿的意思——如果我愿意选定一个地方的话,国王很乐意让人按我的意愿为我建造一座小屋。这份好意让我深为感动,使我对前面的馈赠的计较觉得有点尴尬了。尽管这两份厚意我都没有接受,但我已将腓特烈看作我的恩人和保护者了,并且真心实意地依附于他,以至自那时起,我就十分留意于他的光荣,一如我此前一直对他的成就不以为然一样。因为不久之后对他所促成的和平,我做了一个很别致的彩灯,来抒发我的喜悦心情。那是一圈花环式小彩灯,我用它来装饰起我住的那所房屋,而且,说实在的,我发泄了一下善意的报复心情,花掉了几乎是他本想送我的那笔钱的钱数。和约签订之后,我以为他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光荣达到了顶峰,因此他将为自己造就另一种光荣,那就是应该振兴自己的国家,化剑为犁,兴商重贾,开垦荒地,安置移民,睦邻友好,由欧洲的灾星一变而成为欧洲的主宰。我满认为他可以无所忌惮地放下刀剑,可以完全相信别人是不会再迫使他重新握起它来的了。我见他仍不化干戈为玉帛,便害怕他错误地利用自己的优势,使自己定格为只是个优秀的军事家、政治家。于是,我大胆地给他写了一封信,并且,以他那种气质的人生来就喜欢的那种随便的口气,把那神圣的真理之声送进了他的耳朵里。有机会听到这真理之声的君王是很少的。我这么放肆,只是悄然为之,只有他知我知而已。我甚至连元帅勋爵都没有告诉,就把信封严后交给他。他没问是什么内容,便把信送出去了。国王没作任何答复。不久,元帅勋爵去柏林的时候,国王只是对他说,我把国王狠狠地训了一通。因此,我明白了,我的信没得到好的结果,而我那热情坦率被看作是:一个腐儒的粗鄙无礼了。实际上,这完全有可能;也许我说了不该说的话,采用了不该采用的口气。但我承认我问心无愧的是,我之所以拿起笔来,完全出于一片诚挚的忠心。
我在莫蒂埃一特拉维尔住下来不久,有了一切可能有的保证,相信人家会让我在此安静度日,因此我就穿上了亚美尼亚服装。这并不是突发奇想。在我的一生之中,这个想法已经酝酿了,在蒙莫朗西时,更是常常这么想,因为在蒙莫朗西,由于经常使用探条的缘故,我被迫常呆在屋里,这就更使我感觉到有一件长袍的好处。正巧有一个亚美尼亚裁缝常来看望他在蒙莫朗西的一个亲戚,我便想趁此机会让他给做一件,这虽然可能会引起闲言碎语,可我并不在乎。尽管这样,我在开始行动之前,还是想听听卢森堡夫人的意见,她倒是极力地鼓励我。因此,我便置办了一小衣橱亚美尼亚衣裳。但是,冲我而来的风暴意味着我现在穿这些还为时过早。只是在过了几个月之后,因为旧病又犯了,不得不求助探条的时候,我才觉得在莫蒂埃穿这种衣服会平安无事的,特别是我还事先征求了当地牧师的意见,他对我说,我甚至可以心安理得地穿上它去圣堂。于是,我便穿上外套和皮里长袍,戴上了皮软帽,系上了腰带,就这么一副打扮去参加了圣事,然后,便觉得就这样上元帅勋爵家去无可厚非。元帅阁下见我这身打扮,客气了一句“Salamaleki”,没说别的,因此,我就这么定了,日后不再穿别的服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