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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名大王（第1页）

“笔名大王”

黄江平

陈玉堂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笔名专家和民间收藏家。他的研究及收藏皆是独辟蹊径，在别人所忽略的环节上下功夫，日积月累，蔚成大家。他倾毕生精力所积累的三十万张中国近现代人物笔名卡片，以及收藏的五百多只中国历代水盂，引起了海内外人士的极大关注和兴趣。

在陈玉堂先生二十平方米的卧室里，有一处特意辟出的角落，那就是他的“研究王国”和“收藏王国”，遐迩闻名的“百盂斋”。著名书法家赵冷月先生手书的这三个大字高悬于壁，两旁有百盂斋主自书的对联。上联为：“方寸一隅上下千年”，下联为：“斗室之居纵横万里”。“上下千年”，指自秦以来的各朝水盂；“纵横万里”，指人物笔名卡片。陈先生几十年如一日沉湎其中，乐此不疲，在艰难的由自学至治学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艰苦跋涉，渐入佳境，乃至今天被人们誉为“笔名大王”和“民间藏盂第一家。”

慧眼识宝

陈玉堂是江苏南通人，1924年生于狼山后的德兴镇陈家园。陈姓原是一个大族，但自陈玉堂父亲一支始家道中落。刚满月的玉堂，被父亲带着到上海谋生。他从小学习刻苦，深得老师喜爱。1937年，“八·一三”日本飞机大轰炸，他的家毁于炮火，十三岁正当求学之年的玉堂被迫辍学。未几年又失去父亲，从此与母亲相依为命。他从闸北逃难到租界后，当过报童、练习生、银行职工，其间不时遭到失业的痛苦。坎坷的经历，在他心中埋下了自强不息的种子；生活的磨难，锻炼了他顽强的意志和坚韧的毅力。没有条件上学，就自学，这条道路虽艰苦，但几十年风风雨雨，都未能挡住他那执著的步伐。为谋生计，他一度从事古旧书业，同时刻苦攻读各种有关文史书籍，摘录了不少史料，打下扎实的治学基础。

1956年，陈玉堂进上海旧书店（今上海书店）工作，长期担任收购古今书刊的业务。当时，正是国家方兴未艾之时，许多文物古籍、革命书刊在战火中流失，担任此项工作不仅需要极大的热情，还需要熟悉业务，需要对所收集到的资料进行鉴别和比较的考证工作。陈玉堂把经营旧书业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和极强的工作责任心融合在一起，使自己在古旧书籍收集工作中的观察力和鉴别力不断提高，练就过硬的“辨宝”、“识宝”本领。

他曾先后收得不少珍贵的古旧书籍，如天启本《云间志》、贝叶经、太平天国文献、全份《绣像小说》、《月月小说》以及碑帖、古画等；还收集到大量革命书刊、文献，如《新青年》、《红旗》、《布尔什维克》、《向导》、《中国青年》、《中共六大文献》、《武装暴动》（此书不易辨认，封面伪装为《艺术论》）、《列宁青年》（亦有伪装本）以及在长汀寻访到的红军借谷券等等。

当时，曾有两件事被传为佳话。

1957年四五月间，陈玉堂到重庆征集书刊。他一面走访名家，一面在报上著文宣传。一天，有位老人在孙子搀扶下走进设在新华书店的临时收购处，郑重其事地递上一份裹了几层纸的旧报纸。富有经验的陈玉堂立即敏锐地感觉到，一定是有了什么重要发现。他仔细揭开一层层纸，翻开一看，周恩来亲笔书写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赫然跃入眼帘。原来，这正是当年“皖南事变”后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陈玉堂意识到这是一份珍贵的革命文物，解放后还未发现过，因为在当年白色恐怖笼罩之下，这期报纸已被国民党反动派查禁、烧毁殆尽，剩下的也因种种原因散失了。陈玉堂激动万分，赶紧到对面邮局给老人的孙子订了两份全年的儿童刊物以示感谢。之后，他连夜用双挂号信将报纸寄回上海。不久，《人民日报》以《可贵的有心人》为题，报道了他的事迹。

这真是慧眼识宝（报）。

两年后，陈玉堂又一次慧眼识宝。1959年冬的一天，大雪纷飞。他由苏北淮阴回上海，途经无锡时，去古旧书店转转，发现仓库旮旯里有一堆旧期刊。他蹲下身子仔细翻看，突然看到“润之”二字，眼前不由一亮。根据多年对笔名的研究，他知道“润之”这一笔名正是毛泽东的字号。原来手中是《天问》周刊，非同一般。1920年4月，毛泽东到上海与彭璜等组织“平民通讯社”，后出版发行《天问》周刊，专门揭露军阀张敬尧祸湘罪恶，一共出了24期。解放后有关部门曾下功夫征集，但仅征集到四、五期的合刊一本，这次他发现的竟是全套《天问》周刊，共二十三本!陈玉堂如获至宝，亲自捧璧而归。在征集古旧书籍、革命书刊的同时，陈玉堂还收购到不少较为珍贵的外文图籍，如《太平天国起义记》、《大英百科全书》、《莎士比亚全集》、《支那画宝鉴》、《南画大成》等。

积铢累寸

陈玉堂性情爽朗，为人耿直，有时甚至有点“迂”，然而，他做起学问来却精细过人，一丝不苟。他说：“余之读书积学，乃至有作，皆根植于广览群籍，博采众长，虽一鳞半爪，片言只语，凡能为余所作者，无不珍为拱璧。取点滴之液于沧海，虽微而不足道，然余却乐此不疲。”足可见陈先生治学的精神和态度。

陈玉堂从解放初期即开始收集和研究人物笔名，至今已有四十载。其中有三十多年是利用业余时间，白天工作，晚上研究。无论酷暑严寒，还是身患重病，从不间断。当人们惊叹于那三十万张人物笔名卡片时，他一字以蔽之：“恒”。恒者，持久也。只要在自己选准的课题面前，坚定自信，钻研下去，总有一天会得到社会承认。

说起研究人物笔名的缘由，他说，解放后不久，他曾读过有关人物别名方面的两本书：《古今人物别名索引》（1937年岭南大学版）和《室号别号索引》（解放前版）。他认为这两本书对一些名人的别号或字号收编得还不够完美，且都是索引，而国内人物笔名研究者寥寥无几。他不由产生了一个念头：何不把收集近现代人物别名、笔名作为自己终身奋斗的目标呢?虽然收集、研究人物笔名耗费时日，也许不能奏效于一时，但这一基础工作总得有人去做，许多学科的研究者都能从人物名号研究中得到启迪和参考，人物笔名确有着很高的史学价值。

目标确定之后，找到相适应的研究方法很重要。陈玉堂开始是把他所收集的有关资料记在笔记本上。没多久就抄满了一本，然后几本并一本，积累多了再合并。他感到这种方法既费时又繁琐，也不便查阅，遂改用卡片，但也走了一些弯路。开始他把看到的有用资料抄在纸上，揣进口袋，有时几条抄在一起，晚上回到家再一条条地整理出来。后来买来十几只缝纫机的抽屉充作卡片箱，摘录方法改成卡片形式，每卡一条，并采用四角号码的编排方式。这样没过多久，所有的抽屉都装满了，只能放入书桌的抽屉中。再到处寻觅旧缝纫机抽屉时，却苦无寻处。忽有朋友兴冲冲地跑来说某处有售，真是喜从天降，雪中送炭。陈玉堂急忙跑去，一下子将八十多只缝纫机抽屉全部买了下来，这样连同原来的就有一百只之多。如今日积月累，这百只抽屉已贮满了陈先生几十年来辛辛苦苦收集到的古今人物名号资料及传记资料卡片。然而，这些人物资料的载体——卡片，并不“正宗”，那是以几角钱一斤的代价，从废纸商店买回来的边角料，回家后再一张张剪裁而成，有些甚至反面花花绿绿，陈玉堂不在乎，只要有一面好用，他便充分利用。因此，这百只卡片箱已不仅仅是单纯的人物卡片，它凝聚着陈玉堂先生一生的心血啊：

陈玉堂做学问就是从这一张张卡片开始的。他虽未进过高等学府，但博览群书，学问渊博。他曾风趣地说，他是“持志”和“自修”两大学的私塾生，意思是“持志以恒自修”；他又是“诸文史”先生终身的研究生，意思是攻读各种文史书籍。

陈玉堂的笔名研究，几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积铢累寸。“文革”中虽身处逆境，也从未间断。1974年开始，他利用业余时间，用繁体字整理近现代人物别名、笔名及其索引。几年中共整理了厚厚的四大本，每本400页，共1600页。字体之工整，排列之整齐，令人惊叹。由于他极其认真细心，一小时只能写两页，金派克笔磨秃了笔尖，拇指一侧结起了厚厚的老茧，碰上去很疼，但他仍然发愤着，坚持着。

对陈玉堂来说，既无节假日，也无病休日。三年自然灾害时，他患了严重肝病。仍念念不忘他的笔名研究。他的夫人心疼他，怕他劳累过度，劝他到公园去散散步。他人虽然到了公园，心仍挂着他的笔名。公园里花木扶疏，他视而不见；鸟鸣莺啭，他听而不闻。拣一张长椅坐下来，阅读着随身所带的书，掏出口袋里的特制卡片，聚精会神地又摘录起来。他的夫人因此责怪他不注意身体，他笑笑说：“散步是休息，看书同样也是休息嘛!”

陈玉堂研究人物笔名，其资料取之于各种“杂书”、“杂刊”，近代的像《清稗类钞》、《清秘述闻》以及其它野史笔记和有关史料等；现代的如《文史资料选辑》、《党史丛刊》、《新文学史料》以及解放前的《人物杂志》和现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人物》杂志，还有大量文学史料的回忆录，等等。他研究笔名，如醉如痴。每当发现一个人物笔名，或根据人物笔名发现其一篇文章，一点事迹，就犹如昆虫学家发现一只新种，天文学家发现一个新的星体一样兴奋。

1963年，他养病期间，有一天到单位领工资，无意中在地上的一摊书里，发现一张《火球旬刊》，有一篇署名为“崇轩”的作品《雨中》。他根据自己所掌握的资料，一眼就鉴别出了这是胡也频烈士用本名崇轩发表的处女作，于是兴奋不已，不顾病重的身体，马上写文投稿《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后终因“文革”开始，刊物停办而未能问世。这件事一直搁在他心中十多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界一片欣欣向荣，陈先生重又拿起笔，写了《左联五烈士的笔名和别名》，在上海《书讯报》上发表，首次披露了胡也频烈士用本名崇轩发表的处女作《雨中》，从而纠正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将《梦后》视为胡也频处女作的旧说。

通过对人物笔名别号的研究，常会发现有关人物的文章和事迹丽填补空白。1982年，陈玉堂在一部1914年苏州振新书社出版的《南洋公学新国文》中，发现了邹韬奋在学生时代用原名邹恩润发表的《斯宾塞谓修道之法在于尝人生最大之辛苦说》等七篇作文，及时撰文予以介绍。以往众所周知邹韬奋最早的文章，是载于1915年商务印书馆的《学生杂志》，而陈玉堂的发现，使邹韬奋开始著述的年代提前了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