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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出资创办商务印书馆的一共有7个人，除夏瑞芳以外，还有他的3个中学同学鲍咸恩、鲍咸昌兄弟和张桂华，以及夏瑞芳的同乡高风池、鲍咸昌的妹夫郁厚坤和张桂华在电报局的同事沈伯曾。7个人共集资3750元，号称4000元。

由于夏瑞芳出色的组织和领导才干，所以商务印书馆成立以后，众人一致推举他来主持企业的工作。其余的人，除了沈伯曾以外，各把一摊。沈伯曾虽然投资最多，但不大过问企业的业务。

夏瑞芳充分发挥他的“敛才”之能，曾先后聘请当时德才出众的知识分子、文化界的名人蔡元培、张元济来商务印书馆工作，这两个人的到来对商务印书馆的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蔡元培不必多说，他是清朝光绪年间的进士。后来出任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以后又任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学的校长，在现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夏瑞芳聘请他来主持编辑工作，无疑是选中了大才。不过，后来因“苏报案”，蔡元培被迫离开了商务印书馆。

张元济也是清朝光绪年间的进士，曾任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后因参加维新运动而被革职，时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蔡元培被迫离开以后，夏瑞芳便聘请张元济任编译所的所长。张元济以后毕生主持商务印书馆工作。曾被誉为“商务印书馆的灵魂”，并因此成为中国现代著名的出版家。

除了聘请像蔡元培、张元济这样知名学者以外，夏瑞芳还聘请了一批当时颇有才华的编译人员，如蒋维乔、庄百俞等。

另外，还在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业初具规模的时候，夏瑞芳就物色了3位“老书坊里的杰出人才”、“富有推销能力”的得力干将——俞志贤、吕子泉、沈知方。他们有效的推销活动，极大地推动和支持了商务出版工作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最红火的时候，编译业务由张元济负责，印刷由富有经验的匏氏兄弟负责，财务由高凤池、张桂华分掌，推销由上述3位“大将”全权办理。夏瑞芳自己则为总调度，积极协调各方面的关系。

由于有这样一个合理、可靠的管理队伍，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在上海创建后。发展十分迅速，它的营业额和利润额像涨潮的海水一般向上猛涨。据统计，其资本额到1901午时就已经从4000元增至5万元，1903年增至20万元，1905年增至100万元，1913年增至150万元，1914年增至200万元。17年间，增长了500倍，平均年增长29倍多，创造了同时期民族实业经营的新记录。

到1914年，商务印书馆已经在全国各地设立85处分馆，在海外也设有分支机构，新加坡和吉隆坡都有它的分馆，此外在北京和香港还设有印刷分厂，如此辉煌的成就被认为是当时“国人经营事业之最尖端者”。

商务印书馆不仅是清末位居全国之冠的大型新式文化企业，而且它的规模、技术、人员曾一度在世界同行业中居一流地位。

不幸的是，正当商务印书馆的发展顺利的时候，1914年夏瑞芳遇刺身亡。年仅43岁。他的英年早逝，不仅是商务印书馆的损失，也是中国出版事业的巨大损失。

至今，商务印书馆仍然是中国出版界一棵不老的“常青树”，受到新老读者的厚爱。

选才要注重朴实勇敢

曾国藩指出，军队中选用将才，要特别注重那种朴实勇敢的人，同时要看他们的气概。怕的是有些人不全是发自内心的忠义之气，这些人轻浮，骄气，并不是真正的气概。

一般说来，轻浮与骄气的人成就不了大事。因此选用人才的时候务必注意要戒除去骄气。做人也是一样，只有切切实实从自己做起，不得虚骄浮气，才能把事情办好。

曾国藩十分重视子弟的教育，尤其在戒骄气方面，他更为重视，曾在给诸弟、子侄辈的许多家书中反复提及。同时，正如这篇日记中所说的那样，他时时省惕、力戒“吾心之自骄自满”。

他之所以对骄字有如此深刻的体验，是从“吃一堑长一智”中，从惨痛的教训中得来的。在军事方面，湘军的几大败仗，如靖港之败、九江湖口之败、祁门之围，都是曾国藩直接指挥的。这除了曾国藩本为文人、不懂打仗之外，骄气太盛而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也是其致败的重要原因。

在祁门之围中，由于他只考虑到地理位置的优越，而未加考虑仗打起来时的出路，就定下以祁门作为指挥部的决定。当时，李鸿章曾极力劝谏把指挥部移到别处，而曾国藩就是一点儿都听不进去。结果导致指挥部最终被围，他自己也差一点儿被俘，险遭杀身之祸。

诚如曾国藩认为的那样，古往今来由骄傲而奢侈，而**逸，而**，以至于无恶不作，终致败家的事例数不胜数。其中许多是父兄骄。子弟也骄；也有父兄并不骄，而是疏于管教子弟，致使其因骄横而倒行逆施而丧身灭族。

西汉的上官桀，年轻时只是个小小的羽林侍郎。由于接近皇帝，一次偶然机会使他逐步发了迹。一天，他跟随武帝到甘泉宫，路上恰遇大风雨，辇车无法前进。车盖也被刮得东倒西歪，使帝驾无法避风雨。上官桀把车盖解下来双手擎着以护驾，大风大雨持续了好长时间，他始终勉力用车盖挡住风雨以护驾。事后，武帝对他的膂力感到很惊奇，升迁他做了未央厩令，负责喂养马匹，仍是个不大的官职。但他善于阿谀逢迎、巧言令色。有一次，武帝生了一场病，病好后见许多马匹都很瘦弱，就对他大发脾气道：“你以为我再也不能来看我的马了吗?”打算把他交付审判。上官桀磕着头说：“我听说圣体不安，日日夜夜都在忧伤着，确实没有心思再去喂马了。”边说边涕泪交流。武帝大为感动，认为他很忠诚，从此便格外亲近、宠幸他，封官赐爵累至太仆，位在霍光之上。武帝临终遗诏命霍光任大将军辅少主，以上官桀为副。自此之后。上官桀的骄横日甚一日，仗着孙女儿是皇后，开始与霍光争权。此人正是曾国藩所谓得运乘时、幸致显宦而自骄自满者。

其子上官安由于家庭中的耳濡目染，加上因为是皇后之父而封侯升官，于是由骄横而**而作恶多端。在宫殿上受到赏赐，出来后便骄示于人：“刚才和我的女婿一起喝酒呢，好开心哟!”他常常喝醉了酒，光着身子在内室走进走出，**无度，连他父亲身边的妻妾也不放过。

上官桀、上官安父子由极骄极满终至要杀害霍光，废皇帝而自立，最后被朝廷灭族。此乃父骄而子傲。终于败家的典型一例。

东汉大恶梁冀的父亲梁商，虽然是皇后的父亲，又被封为大将军，皇亲兼据高位，但为人较为谦恭和顺，且又能荐举贤才，每逢民间闹饥荒，他总要拿出自己封地的租谷赈济灾民。因此，东汉顺帝很倚重他，旁人也大加称赞。可惜的是，梁商谨慎懦弱有余，而果敢威严不足，虽然对亲属子弟也时有告诫，但终究没有约束教导好自己的儿子梁冀，致使其骄逐渐发展，最后招致灭族的惨祸。

梁冀在他父亲活着的时候，就非常暴戾骄横，干了许多违法事情。洛阳令吕放曾经向梁商检举过梁冀，因而使他受到梁商的责备，梁冀便派人刺杀了吕放。事后还施放烟幕，嫁祸吕放的仇家，以遮蔽其父的耳目。

梁商死后，梁冀任大将军。东汉顺帝去世后，无论冲帝或质帝在位时都由梁太后临朝，太后即梁冀的妹妹，这样实际上是梁冀专权。质帝虽然年仅八岁，但很聪明，眼睛瞧着梁冀，对朝臣们说：“这是一位跋扈将军。”梁冀听后，当天便把他毒死了。桓帝初年，梁冀和他的家族成员一个个都加官晋爵，这就使其更加骄奢**侈。那时候，全国各地凡向朝廷进贡，都得先送梁冀，皇帝还在其次。官吏和百姓带着礼物和金钱去向梁冀求官或求情的，一批又一批地接连不断。就连梁冀的监奴秦宫，由于得到他和妻子孙寿的内外兼宠，以致威权大到连刺史和二千石等高官也得去巴结。梁冀由骄而**，竟和自己父亲的美人私通。在人行大路上，谁家的妇女长得漂亮一点，只要被梁家的爪牙们见到了，随时都有被抢掠去的危险。梁冀夫妻二人，在同一条街道的两旁兴建宅第，互相竞赛，看谁把房子盖得更为豪华，更为宏伟。梁家的林苑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到鲁阳，北逾黄河，宽广近千里。随着荣宠和权力的增加，梁冀的骄横更变本加厉，穷凶极恶。他掠夺良家妇女充作奴婢，多达数千人，毒杀向他辞行的荆州刺史，暗地笞杀上书朝廷指斥其罪行的郎中。最后，恶贯满盈，祸及三族，终遭来灭顶之灾。

从这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中，可以看出曾国藩把“骄”称为败家之弊的根源，‘实乃不虚不妄之言。

挑兵选将是管理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