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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用恩莫如用人（第2页）

第一件事讲的是松下电器公司老板松下幸之助教训下属的故事。

一次，他在公司的会议上，问一位中层干部：“在你拜会客户时，如果对方问你，松下电器公司到底是静制造什么产品的公司，你应怎么回答?”

面对松下社长的问话，这位业务部的人事课长不假思索地答道：“那时我会回答对方，松下电器公司是制造电器产品的。”

这听起来是理所当然的答案，不管是谁也会这样回答的，因为该公司生产的各类产品都是电器产品。岂料却遭到了松下社长的训斥。

“像这样的回答是不行的，你们这些人的脑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啊?”

那答案到底错在哪里呢?明明公司做的就是电器生意嘛!老板的责难着实使大家摸不着头脑。

“你们这些人不都是在人事部门工作的吗?难道你们不懂得培养人才正是你们这些身为人事主管的人的职责吗?如果有人问你们松下电器公司是制造什么东西时，你们要是不回答松下电器公司是培育人才的公司，并且兼做电器产品的话，就表明你们对人才的培育一点都不关心。”

“经营的基础是人，关于这一点，我不是已告诉过你们多次了吗?在企业经营上，制造技术、买卖方法、资金周转等固然重要，但人却是这些东西的主宰。尽管有钱，有产品，要是没有一个会利用这些人才的人，那么这些东西也产生不了任何作用的。所以，不管怎么说，人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们不能很好地培养人才，松下电器公司还能有什么发展?亏你们是各人事部门的课长或主任。”

拍着桌子的社长激动地说个不停，他的训责使在场的松下职员受到很大的震动。是的，松下电器公司是制造人才的地方，兼而制造电气产品，因为在制造电气产品之前，要先培养人才；因为经营的组织或方法当然很重要，但是推动的仍然在于人，不管组织如何完善，技术怎么先进，如果没有合适的人才，企业是不会有成就的。

松下先生还很强调在实践中培训人才，他认为企业培训的不是“学者”，而是“临床家”。光有学识不能经营事业，必须兼有“临床经验”才行。所以，他对本公司的员工都要进行培训，任何新到公司工作的人都要进行岗前培训，合格后才能上岗。

松下电器公司对培养人才的重视，使其每年支出的人员培训费和科研开发费，约占其营业额的8％左右。人们说，在国际市场的电器竞争中，松下赢就赢在其对人才的培育上。这说法正如我国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所论述的“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的道理。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人才开创事业，事业造就人才，这是经过历史实践反复验证过的一条定律。

关于松下电器公司的第二件为人熟知的事，就是勤俭的经营作风。凡参观过该公司的人都会感到惊讶：办公室坐落在森口的无名街道，室内拥挤不堪，过道上不铺地毯，公司用的草稿纸是使用过的纸张背面装订成的。员工因公用小车大多数是租“的士”（这可节省专职司机和停车场）；公司要求每位员工在生产中要勤奋和精打细算，大手大脚的耗用原料和开支是不能容忍的。

很多人不理解，一个公司手中有这么多的财产，干嘛还那么小气。事实上，松下电器公司就是靠这种勤俭作风使公司不断发展的。它把节省的各项开支，用于发展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培育人才。对科研和培养人才的资金他们是从不吝惜的。正因为这样，该公司保持每年的效益以两位数速度的增长。松下电器公司一点成功经验，又一次证实“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的古训的深刻意义，很值得办企业者借鉴。

４。要严格地约束人才

关于约束人才的方法有很多，曾国藩曾提出了三种，即防琐碎、去虚文、戒骄矜。

曾国藩自翰苑升任侍郎以后，才有了上疏奏事的机会。在此期间曾国藩多次陈言，而屡蒙嘉纳。譬如他有感于朝纲不振，是非不明，“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科道间有奏疏，而从无一言及主德之降替，无一折弹大臣之过失。”乃效孙嘉淦以自是规高宗、袁铣以寡欲规大行皇帝的骨硬作风，上敬陈圣德三端一疏，也就是严肃批评了皇上的三个错误，并且言辞直露而激烈。其要点有三：

一是防琐碎，他写道：汉之陈平，高祖不问以决狱；唐之房杜，太宗惟骨以求贤；诚使我皇上豁远达观，罔苛细节，则为大臣者，不敢以小廉曲谨自恃，必且默然深思，求所以宏济艰难者，此臣所谓防琐之风也。

二是去虚文，他写道：去岁下诏求言，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闻臣工奏请刊布御制诗文集，亚蒙允许，今皇上春秋鼎盛，须稍迟数年。再行刊布，昭示天下以敦崇实政，不尚虚文之意。

三是戒骄矜，他写道：黜陟者，天子一人持之，是非者，天子与普通人共之。自古之重直臣，非特使彼成名而已，盖将供其药厂，以折人主骄侈之萌。平日不储刚正之士，以培其风骨，而养其威棱，临事安得人才而用之哉。

左宗棠曾说他对曾国藩的“谋国之忠”是“百愧不如”（《左文襄公家书》）。曾以收复伊犁而闻名的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意气推崇尚且如此，那么曾国藩对国家的忠心，可想而知。

当然，曾国藩的此次上疏，除了表明其“以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一片忠心外，其处世哲学的寻觅时机，也显见一斑。当时咸丰刚刚嗣位，其欲为一开明圣主的雄心方起，纳一大臣稍嫌逆耳的忠言以抚众臣，于己并无多大妨碍。曾国藩上疏前后，多已预料到最终结果如此，而这一疏，却成就了为君者的宽容，也美誉了为臣者的忠贞，时机的难觅。恐在于此。但话说回来，伴君又如伴虎，风险毕竟是存在的，直言陈上虽不至于有杀头之虞，却也有招致嫌恶之可能，假如咸丰帝心存芥蒂，以后给小鞋穿也足以能够断送曾氏前程的。所幸的是一切还好，曾国藩得的不是嫌恶而是美誉。

录用人才要不拘一格

曾国藩指出，古代人评论将领之材，往往神乎其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相比，各种各样的长处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没有一条短处。这恐怕是史书上过分渲染的话，不是将领必须具备的品德吧。总的来说。衡量人才要不拘一格，评论事情不能过于苛刻琐细。不要因为一点点腐朽就丢弃几抱粗的大木，也不要因为几个小网眼跑掉大鱼。

选择人才。应以德才为本，而以资序为末，要不拘一格，大胆选用。只有这样，才能使才者毕至。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以资历为序，择人而用者，多有发生。有的甚至成为一些领导者的习惯做法。按曾国藩的说法如此选用人才会带来三大弊端：

第一，贤愚不分。人之才能各不相同。而人之时日，不差分秒，假如循序渐进，等授其职，必然造成职同而才不同，位等而能不均。有的能当其位，事半功倍；有的则勉为其难，事倍功半；有的甚至敷衍塞责，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而事毕功成必需各方配合，既然有勉为其难，敷衍塞责者，必会出现左进右退，前松后紧，上急下缓状态，那么，成事之望，又从何谈起。宋代的章得象，“终日默然，如不能言”，一向以无所作为著称，也居然一步一步地做到丞相。南宋时陈亮就指责这种用人法是：“凡事必集议，除授必资格，才者以跌弛而弃，不才者以平稳而进；正言以迂阔而废，巽言以软美而入；奇论指为横议，庸论谓有典则。”若都以循序进以章得象等庸碌之辈，则必国弱民穷，“朝纲”尽失。

第二，赏罚不明。南宋通议大夫叶适曾说过，如果选拔人才只是“计日月，累资考”，“资深者叙进，格到者次迁”，那么，“贤否混并而无所别”，人们只能庸庸碌碌，无所作为。因为。虽然不能把升迁擢用作为奖赏的手段，但是，不能否认，升迁本身确是对贤能有功者的信任、重用，确能对人产生一种鼓舞力量，尤其是那，些心怀大志，事业心强，待机一展宏伟抱负的贤能之士更是如此。所以，古人说：“大贤不待次而举，大恶不待次而诛。”否则，将造成赏罚不明、法制不存的混乱状态。

第三，阻塞才路。“限以资历则取人之路狭；不限资历则取人之路广。”择人以资历为序，“先到为君，后到为臣”，“先进山门为师，后进山门为徒”，必然使贤者望而止步，能人避而他就。因为，贤能之士满腹经纶，本可一展抱负，现在要其年复一年，等待时日，空怀“绝技”，如同乞丐，岂不有负“十年寒窗”，而且天下之大，容身之地颇多，“此山无食，便去他山”也就未尝不可。汉时，刘邦对这个问题就非常注意，他从不计较个人的出身和资历。在他手下的文臣武将，大多来自基层，有的甚至刚来投奔就委以重任。例如陈平投归刘邦以后，立即被任以护军中尉之职，’并昭示全军，树其威信，正因为如此，天下志士能人，争相投奔，竞相尽职尽力。宋朝嘉韦占二年进士考试，欧阳修任主考。当他读到应考的苏轼写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言，不禁拍案称绝：“读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人头地也。”苏轼后来居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为北宋文坛巨擘。假如欧阳修以资历取人，初出茅庐的苏轼岂能“出人头地”，后来居上。

既然，以资历取人弊端很大，那么，作为一个领导者就应力求戒除。要像曾国藩那样“衡材不拘一格”，那样才会使自己的事业得以发展。

曾国藩选用人才，往往就大胆录用，不拘一格。曾国藩兴办洋务的得力干将薛福成就是通过这种不拘一格的求贤方式进入曾氏幕府的：

同治四年（1865年），在古城金陵恢复已中断十二年之久的江南乡试，初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亲自主持，乡试结束，曾国藩收到署名江苏无锡落榜秀才薛福成呈送的治理两江方略《上曾侯书》。薛福成在洋洋洒洒的万言书中，提出“养人才、广垦田、兴屯改、治捻寇、澄更治、厚民生、筹海防、挽时变”等八项建议，并在每项建议中都附有具体实施方法。全篇呈词条理清楚，文笔流畅，曾国藩大为嘉许，不久便召见，在谈话中，曾国藩得知薛福成饱读经世之作，不仅胸怀治国天下的宏伟抱负。而且具有改革内政外交的真才实学。因而不嫌薛福成不擅八股文，只是一个落第秀才，当即揽其人幕。此后，薛果然不负所望，一直跟随曾国藩南征北战，深受曾之器重。光绪十六年（1890年）正月，薛福成出任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以后又越次升补为左副都御史，并以其所撰写的大量的政论、奏疏等等，被公认为当世谈时务的巨擘。

另一得力助手罗萱的入幕也颇具传奇色彩：

曾国藩奉命办团练，招揽人才之时，“湘乡奇伟非常之士，争自创磨立功名，肩相摩，指相望。”罗萱是最早应募到曾门的人之一。传说当时每天都有百十人到营中报名，曾国藩一一召见，问询长短，稍有才能的人都留下来。一天，曾国藩已招见多人，倦极不见客。正在似睡非睡时，忽听外面有吵声，起身向窗外一望，但见一位身材不高，只穿一件单衣的青年人被守门人拦住。青年人声音琅琅。气质非凡，但任凭怎样讲，守门人仍不放行。青年人也不气馁，大有不见曾国藩不罢休的气势。正在僵持之际，曾国藩推门而出，并喊住守门人，对青年人说：“听君的声音爽朗圆润，必是内沉中气，才质非凡之人。”遂将其引入上宾之位，俩人叙谈起来。这位敢闯军门的青年姓罗，名萱，字伯宜，湘潭人。其父汝怀，道光十七年（1837）拔贡，曾任过芷江学训导，候选内阁中书，以学行闻于时，著有《湖南褒忠录》。罗萱生有夙慧，工诗文书法，能传其父学。为诸生，屡列优等。倡导经世之学，领湖南诗坛**数百年、著名的封疆大吏贺长龄，以“家风不可及”闻名遐迩的新化邓显鹤、沈道宽对他都很器重。随后，曾国藩立即决定让罗萱掌管书记，日常文牍往还，也一并交给了他。

曾国藩率湘军东下时，罗萱以亲老欲辞，但曾国藩写信请他人府，并说：“今专足走省，敬迓文旆，望即日戒涂，惠然遄臻，无为曲礼臆说所误。蟾蜍裹沙而不行，於菟腾风而万里。士各有志，不相及也。千万千万!祷切祷切!”。咸丰五、六年（1855~1856）间，是曾国藩处境最困难的时期。军马倥偬，而客居江西，兵饷皆不宽足，又受太平军石达开部不时攻袭，常常是停泊船上，不用说安生休息，性命也时有不保。为了取得朝廷的信任，还必须经常奏报军中缓急。而罗萱上马操剑，下马走笔，兼具文武，形影不离，是难得的人才。曾国藩每有上疏，罗萱皆操笔如流。有时“警报骤逼，势危甚”，罗萱也“甘心同命”。又时常调节诸将之间的矛盾，使各当其意以去。六年，翼王石达开入江西，攻陷瑞、临、袁、吉；抚、建诸郡，省城孤悬。罗萱领湘军三千人攻建昌，城即破，但太平军援军忽至，都司黄虎臣战死，城未攻下。于是曾国藩又令其攻抚州，将至，又得知曾国华、刘腾鸿等自鄂援江攻瑞州，曾国藩又令他自抚州赴瑞合攻。在瑞州，罗萱与刘腾鸿等与太平军展开了殊死战，八战皆捷，取得了瑞州战役的胜利。

曹操在这方面也是用人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