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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第1页)

译者序

屠格涅夫·伊万·谢尔盖耶维奇(1818-1883)生于奥廖尔省的世袭贵族之家,是俄罗斯19世纪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诗人和剧作家。自1833年开始,先后就读于莫斯科大学、圣彼得堡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他在文学上的造诣很深,并在诗歌、小说、戏剧等方面都有所成就。他的作品以描绘俄国社会生活,塑造生动的艺术形象,揭示了人民的美好心灵为主题,以自己的艺术珍品展示并推动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从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后期,作家先后发表6部长篇小说,它们成了俄国19世纪40-70年代社会生活的艺术编年史,其中《罗亭》、《父与子》尤为出色。

《罗亭》创作于1856年,是屠格涅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其创作《罗亭》时恰逢克里米亚战争,而在战争中俄国遭到惨败。这充分暴露了俄国的农奴制度下的军事和经济上的落后,也迫使人们去思考俄国未来的命运和前途,寻求能够改造社会的力量并探索强国富民之路。已经转为自由派的屠格涅夫试图对当时的社会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对贵族知识分子前一时期的活动进行客观评价,并且探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如何发挥作用。罗亭是屠格涅夫塑造的一个“多余的人”的形象,罗亭身上集中了40年代俄国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优点和缺点,是这些人的一个典型代表。他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并接受了当时最主要的哲学思想潮流,有很高的美学修养;他信仰科学,关心重大社会问题,并具有追求崇高的人生目标并有为理想而奋斗的决心;他热情洋溢,才思敏捷,口才出众,能够感染并影响周围的人。屠格涅夫所塑造的罗亭这个人物是一个鲜活的形象,作家将与自己同时代的许多进步知识分子的性格特征都融合到了他的身上。高尔基也曾说“罗亭既是巴枯宁、又是赫尔岑,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屠格涅夫本人”。

《父与子》是屠格涅夫在1862年发表的另一部代表作品。它反映了代表不同社会阶级力量的“父与子”的关系,描写亲英派自由主义贵族代表基尔沙诺夫的“老朽”,并塑造了一代新人代表——平民知识分子巴扎罗夫。《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可以说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民主启蒙时期具有否定精神的一个具有特性的表达者,但巴扎罗夫缺乏完整的社会思想体系,他是旧制度的叛逆者,一个“虚无主义者”,否认一切旧传统、旧观念,他宣称要战斗,但却没有行动。

屠格涅夫在肯定民主主义者否定一切是历史必然性的时候,并没有把虚无主义者提高到战胜贵族——“父辈”的高度。作者理解民主主义者要与贵族分裂的历史必然,但他反对对“父辈”文化遗产持否定的虚无主义态度。父辈有他与生俱来的社会性弱点和历史性局限,但他有对美的敏感,有对待生活中哀乐的细腻感情,能觉察人在没有幸福时的痛苦,他爱诗、爱艺术、爱一切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作者赞赏“子辈”即虚无主义者的刚毅,反封建的锐气,却并不赞赏子辈对美的冷漠,对文学艺术的观点,尤其对待浪漫主义**、对待人的内心感情方面的态度。

巴扎罗夫是历史必然的产儿,否定一旦进入了他的感情领域,就变得非常的虚无缥缈,从而导致了巴扎罗夫的自我矛盾。但是,他虚无的思想却又企图制止并支配他的感情,于是两者的斗争直接导致了巴扎罗夫的个人悲剧。巴扎罗夫的心理危机充分表现在哲学和社会的悲观主义中。人与自然在巴扎罗夫看来是两种截然相对立的力量。他承认人的精神力量,但也为自己不得不依附于大自然而哀伤。巴扎罗夫从哲学上的悲观主义,从他与自然界的心理隔阂,滋生出他对后代人命运的冷漠。在小说《父与子》中,屠格涅夫缝补了个人主义者与大自然隔阂而产生的悲观,在作者的努力下,人在大自然面前的失落感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弥合。巴扎罗夫早早地死在即将变革的社会里,屠格涅夫在小说结尾处刻意描写了乡村公墓的荒芜,以及巴扎罗夫年迈父母痛苦的无法消解,但随后,他以强劲的抒情表示了他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坚定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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