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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本思想（第2页）

孟子说齐宣王而不说，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说公之君，公之君不说，意者其未知善之为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诚无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潜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鱼马犹知善之为善，而况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雷电之起也，破竹折木，震惊天下，而不能使聋者卒有闻，日月之明，遍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见。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齐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称咏，夫声无细而不闻，行无隐而不形。夫子苟贤，居鲁而鲁国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贤，削何有也？吞舟之鱼不居潜泽，度量之士不居污世。夫薮冬至必凋，吾亦时矣，《诗》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后。’非遭凋世者欤？”（《韩诗外传》卷六）这段文字，与《孟子?告子下》的记载有所不同，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从淳于髡称孟子为“夫子”看来，孟子为稷下先生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和宋牼的辩论：宋牼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将何之？”曰：“吾闻秦楚构兵，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曰：“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其指，说之将何如？”曰：“我将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兵乐罢而悦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仁义，而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志乐罢而悦于仁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告子下》）

这里孟子和稷下先生宋牼在石丘相遇，他们发生了辩论。在此以前他俩很可能在稷下已经相识而且发生过辩论，所以在石丘一见面，他们就单刀直入，辩论起了义、利问题。而和淳于髡的辩论大概在稷下学宫里也已进行过多次。可见孟子是稷下名人应该不会有什么疑问了。

上述考证成立吗？不会是孤證吧？为了周全一些，更能使人信服，下面再进一步考证一下。

其二，孟子属稷下先生从其他古史资料记载也可以看出。

汉桓宽的《盐铁论》和徐干的《中论》明确肯定孟子为稷下先生。

《盐铁论?论儒》中御史曰：

“齐宣王褒尊儒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

这里异常明确，孟子与淳于髡同列，是稷下先生之一。

徐干《中论亡国》篇说：

“昔齐桓公立稷下之官，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自孟轲之徒皆游于齐。”

这里紧接“齐桓公立稷下之官”说“孟轲之徒皆游于齐”，就是指孟轲等人游于稷下学宫。徐干为北海人（郡治今山东潍坊西南），离齐国故都临淄不远，很熟悉稷下学宫的历史情况，由此看来他把孟子作为稷下学宫的代表人物了。他单举孟子一人为稷下先生，可以说明孟子是稷下先生在汉朝似乎已是公论。

有人说太史公没明确说孟子是稷下先生。其实不然。太史公在介绍其他稷下先生时才没再提到孟子，大概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司马迁在《史记》中作一《孟子荀卿列传》，其实就是为稷下先生作的列传。除孟子外，“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邹奭之徒，”以及在稷下“三为祭酒”的荀卿，都明确为稷下先生，这些人都是其中提到的重要人物。孟子是这一列传的领头人，在司马迁眼中，他作为稷下先生该是毫无疑问的。这一点，可以在《儒林列传》得到印证。司马迁写道：

“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是时独魏文侯张学。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感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

这正点明孟子是威宣之际居于稷下的先生，与荀子一样。

其三，孟子属稷下先生可从孟子的品格看出。

稷下学宫有三个显著的特点，即：稷下先生都参与政治，辩论的场所是学宫，是学术与教育中心。孟子本身的品格完全符合这三个特点：

（1）第一要务是参加政治活动

前已说过，孟子去过齐国两次，这两次居留中，孟子都积极参与了齐国政事，第二次还当过齐宣王的客卿，这和其他很多稷下先生的经历几乎是相同的。如淳于髡当过上卿，出任过大使；田巴当过将军；邹衍当过齐使；田骈当过齐臣……稷下先生中的很多人都是做官的。“孟子在齐为卿，有官爵，明不与稷下为类”（《先秦诸子系年孟子不列稷下考》，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是钱穆论定孟子不是稷下先生的证据。钱说只是沿用了司马迁关于稷下先生“不治而议论”的说法。实际上，历史上的稷下先生大多是不但参加议论，还参加治理。在司马迁笔下的齐辩士田巴，就是一个鼎鼎大名将军，还领兵打仗。既然很多稷下先生都有官爵，那么钱穆之说也就不能成立了。

在齐国时，孟子积极为齐国的政治出谋划策，这也是稷下先生带有共同性的问题。在新旧社会制度交替的时期，齐国优待士的政策吸引了作为士阶层的稷下先生，这些先生都积极为齐国统治阶级提供统治经验，愿意为之奔走效劳。他们这样做完全是因为自己的才能被统治阶级看中，并且还可以从齐国统治者那里获取一些馈赠的兼金。他们这样做，一则可以施展自己的抱负，二则可以养家糊口。这就是士阶层的依附性。当然，如果没有这种依附性，齐国统治者也不会采取优待士的政策了。当时，除非甘心“游戏污渎之中以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像庄子那样做隐士，成为超脱世俗的人，要不就是如此。而大多数稷下先生却都留下过档案材料，表明为齐国统治者出过力、当过行政官吏。孟子在齐国的活动，很集中地表现了士的这一特点。这一特点还可以从他后来离开齐国反映出来。

（2）积极参加辩论

孟子更是完全具备稷下先生的这一特点。“外人皆称夫子好辩。”他自己辩护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这就是孟子所处的时代。他认为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着，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所以“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辞，邪说者不得作”（以上引文均见《滕文公下》）。

《孟子》一书记载了他的多次辩论，和稷下先生淳于髡的两次辩论、和宋钘的辩论、和告子的辩论是其中较为著名的。《韩诗外传》也记录了他和淳于髡的辩论。除了和稷下同侪之间的辩论外，孟子还和其他人甚至是自己的弟子辩论过。他好辩的特点突出地说明他是稷下先生，稷下学宫是百家争鸣的主要辩论场，他好辩的特点和这是完全一致的。

（3）积极从事学术和教育活动

孟子的这一特色也完全吻合于稷下学宫的性质。他“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滕文公下》）。这数百人中，多数大概都是他的学生。这和田骈之类稷下先生“资养千钟，徒百人”（《战国策?齐策》）正好相辉映。

在教育事业以外，孟子还积极从事学术活动。据说，他曾在齐国传播了公羊春秋学（参见日人武内义雄《中国思想史稷下之学》），对齐国学术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因年纪大了，退而与万章等人作《孟子》，这是战国时期和以后的中国学术界极其宝贵的思想资料。

上述我们已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考证，我们认为这三个方面的考证似乎足够证明孟子之为稷下先生了。还需不需要从孟子和其他稷下先生的相互影响去进一步考证呢？没有这个必要了，不是吗？

三、王道仁政，民贵君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