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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新闻办公室里的学者（第2页）

5月15日，罗斯宣誓就职，此时距杜鲁门就任总统仅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于是，他搬进了那间铺着厚实的红地毯的新闻秘书办公室。这间办公室的墙面是豌豆绿色的，里面还放着一张“59岁高龄”的黑色书桌。他看起来比实际的年龄要老一些，虽然个子很高，但却有些驼背，他有很明显的眼袋，而且患有关节炎和心脏病。一位记者曾经说他像一名在歌剧里饰演古老城市里的一名市民的本色演员。他的那张看起来十分阴郁的脸让人觉得他并不喜欢这份工作。然而，罗斯却说：“有时，这份工作就像是我在与以前的同时做游戏一样。”

他并没有让他的办公室像后来的新闻秘书一样充斥着许多助理。在他宣誓就职前的一个星期，他只让伊本·艾尔斯留了下来，伊本·艾尔斯以前是一名通讯社及报纸的记者，后来来到了白宫做助理新闻秘书。罗斯的其他下属是四名女办事员。雷斯克在回到亚特兰大的考克斯广播站以后仍然在广播事务上给总统充当顾问的角色，但是这些都属于非官方行为。

杜鲁门在上任初期就博得了新闻界的好感。他的第一次国会演讲的发言稿在一个演讲开始前的一个小时就已经准备好了，而罗斯福的这个发言稿却是在开始前的几分钟才准备好。他还把罗斯福的那张装饰华丽的书桌换成一张只放了几张纸和几本书的书桌。他宣布他将每周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而不是像罗斯福那样，每周召开两次，而且召开的时间也不是固定的。只有在有新闻的情况下，他才会提前通知新闻媒体召开记者招待会。这种变化当然会使记者们感到不满，但是他们发现这位说话有些迟钝的总统比起狡猾的罗斯福，有一个很大的优点，那就是：从不重复他所说过的话。

然而，新闻办公室的工作量好像也因此而减少了。在一次延迟的新闻发布会上，一名记者对另一名记者说：“我们这是在干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等他们。”1946年年初，罗斯以及其他一些人都建议杜鲁门对那些狡猾的问题不要给予任何评价，但是他却对此不以为然。

罗斯曾经遭到了记者的批评，他们说他没有像厄尔利那样在总统说错话时及时地打断或是纠正他。其中一名记者说：“当总统出现错误时，这个有些驼背，瘦削的，疲倦的新闻发言人只是睁着他那双流露出讨好眼神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然而，事情并不是记者们想象的那样，事实上，罗斯经常在私下里毫不犹豫地更正他的老同学所犯的错误。1946年5月24日，面对铁路工人罢工的威胁，杜鲁门草拟了一篇针对铁路工会领导人的文章，并以对二战时期军人的申诉结束了这篇文章。他写道：“让我们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吧，我们应该处死那几个夹杂在你们当中妖言祸种的叛徒，让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加民主。亲爱的兄弟们！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完成这项伟大的事业吧！”然后，杜鲁门就把这篇草稿交给了罗斯，并且让他把它发表出去。但是罗斯却对他说这篇文章不能发表。在罗斯和克拉克·克里福德的重新修改以后，这篇文章的语气变得严肃多了：“这次危机是由少数几个把自己的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反动分子制造的，如果有必要的话，政府将会接管铁路。”其中并没有提到“处死”的字眼。

作为新闻秘书，罗斯接受的第一个重大考验发生在杜鲁门去参加英、苏，美三巨头会议的途中。这次会议于1945年夏天，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召开。杜鲁门是由海军巡洋舰奥格斯他号送往开会地点。欧洲战场的战争虽然已经结束，但是来自日本的威胁却仍然没有消除。奥格斯他号由护航舰费城号护送，为了不让会议的有关消息泄露出去，他只允许四名记者和三名摄影师跟随参加这次会议，而且还规定在船没有到达安特卫普以前，谁也不许向外界透漏任何消息。在奥格斯他号从弗吉尼亚州出发几个小时以后，珠·皮尔森便播发了一条消息，消息称：杜鲁门将要与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以及苏联领导人约色夫·斯大林召开一次秘密会议。虽然他没有说出具体的开会地点，但是英国工党领袖克莱门特·阿特里向媒体透露了丘吉尔邀请他参加“在柏林”召开的会议。由于消息外泄，罗斯便允许船上的记者报道此事，但是这一举动却激怒了留在华盛顿的那些被蒙在鼓里的记者们。罗斯让留守白宫的艾尔斯告诉那些记者：“这些船上的记者代表了整个美国新闻界。”艾尔斯告诉罗斯：“我与这些记者们已经打了25年或是30年的交道了，我深知他们的脾气，我现在所能说就是他们看起来有些愤怒。”在12个要求参加波茨坦会议的记者中，他选择了其中的三个，排除了那个“最能发牢骚的人。”

1945年8月6日，艾尔斯召开了一次美国历史上最简短的，最奇怪的新闻发布会。他对记者们说：“我今天带来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消息。”然后他就向记者们宣读了总统的声明，他只读了开头的前三句话。之后，就有一名记者说：“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消息啊!”这个消息就是在三巨头会面时，美国向广岛投射了第一颗原子弹。

杜鲁门缩短了他在欧洲的行程，回到了华盛顿。8月11日，当日本即将投降之际，他批准了拜伦·普莱斯要求撤消战时新闻审查制度的建议，前提是要在日本正式宣布投降以后。然而，8月12日，罗斯对记者说当天早晨被中立国瑞士的公使截获的电码信息中并没有“全世界人民想要的结果。”这次新闻发布会的记录在结尾处写道：“（有人冲向了门口，随即便是——砰！砰！砰！砰！）声音：哎呦！”

8月15日，日本正式投降，于是杜鲁门便正式撤消了新闻审查制度。那天的新闻发布会的记录在开头处是这样写的：记者们都很安静的进入新闻发布厅。

用艾尔斯的话来说，“原子弹事件仍然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新闻素材”。作为同盟国的英国和加拿大曾经要求美国透露一些有关这种新型武器的信息。1946年，当杜鲁门在田纳西州渡假时，一名记者问起了此事，杜鲁门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不，我们不会把有关信息告诉他们的，你们认为通用公司会把他的生产秘方透漏给别人吗？”后来，罗斯还是提醒记者们总统的这番话应该不会被记录在案的，但是这是徒劳的。杜鲁门的这番话太经典了，以至于它不可能不被发表出去。

1947年，原子弹事件成为米高梅的电影《开始还是结束》的主题，在这部电影中，罗斯成为第一个被搬上银幕的新闻秘书。爱德华·厄尔虚构了一段杜鲁门与罗斯之间的对话，对话的内容是：杜鲁门告诉罗斯，我们已经成功地研制了原子弹，并且准备用它来对付日本。于是，新闻秘书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公众化的形象。

罗斯福经常在他的办公室里举行记者招待会，这给记者们带来了很大的不便。站在后面的记者往往什么都听不到。有些人还把他们钢笔的墨水滴到了地毯上。在雷纳德·雷斯克的建议下，杜鲁门要求白宫的建筑师温斯洛温斯洛制定一个扩建白宫西翼的计划，包括修建一个带有广播和电视设备的礼堂。这个礼堂能容纳375个席位。

白宫扩建工程还包括增加15，000公尺的办公空间，这样总统的助理及办事员就可以搬进白宫办公。一项统计显示，白宫的工作人员已经达到了503人，比去年胡佛执政时期多了72人。

1945年11月30日，国家艺术委员会批准了这个扩建计划，但是保留了修改细节的权利。四天以后，国会批准了165万的专项拨款。但是当建筑师温斯洛在1月20日的一次广播采访中公布了他制定的计划以后，便引起了争论。温斯洛告诉采访者这次扩建工程并不是在白宫外另外修建什么，杜鲁门坚持不想让宾夕法尼亚大街的过路人看到白宫在外表上有什么变化。然而，杜鲁门却不断地收到反对扩建工程的电报。内政部长伊克斯也不满于这个扩建工程。迫于各方的压力，众议院修改了拨款的总额，一共减少了883，660$。虽然杜鲁门仍然坚持，但是这个扩建计划最终还是破产了。1950年，杜鲁门不得不让他的一些官员搬到行政大街对面的旧国务院办公大楼里，他的记者招待会也是在那里举行的。

新闻界对新闻秘书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抱怨，他们从来是不会感到满意的。罗斯的消息并不灵通。他不了解新闻媒体到底需要些什么消息，对新闻不敏感。他也没有管理好他的办公室。他在协调政府各个部门机关的新闻事务方面欠缺能力。一些通讯员说“他们总是被他弄得团团转，并且对他的那些另人无法忍受的拖延回答问题的态度忍无可忍。”基于以上的评论他几乎一无是处。

罗斯对这些抱怨的反应都体现在了波茨坦会议结束后他写给艾尔斯的备忘录中：“我不是一个洞察能力极强的人。我不可能十分精确地告诉他们总统都在干些什么。然而我已经尽力了。或许我们——你们和我——之间切断一些联系的话，可能会更容易一些，但是我们必须互相帮助。然而我们如果越努力，情况似乎却越来越糟。

罗斯最大的能力之一就是可以提供给记者们极其权威的背景信息，这样记者们就可以在不提到他的名字的前提下利用这些信息。《华盛顿邮报》的艾德华·弗利尔德就深有体会。他与同事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吃午餐时说他不相信杜鲁门会参加1952年的改选。《生活》杂志在得知他的想法之后，便要以1，000$的报酬让他写一篇与此有关的文章。由于弗利尔德担心自己的判断是错误，所以他就拜访了罗斯。这位总统的新闻秘书对他说杜鲁门私下里很反感罗斯福参加第三次连任的竞选，所以他应该是不会继续参加竞选的。他还对弗利尔德说：“你应该写这篇文章，为什么不呢？”于是弗利尔德便照罗斯的话做了，他既赚到了那1，000美圆，又得到了先知的美名。

罗斯在1948时对自己说：“新闻秘书是一个多么奇妙的工作啊！我想在这个世界上再也不可能找出第二个这样的工作了。”

商务部部长华莱士在私下里反对杜鲁门的遏制苏联政策，但是却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9月10日，他递交给杜鲁门一份两天以后将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发表的关于支持美苏友好的演讲稿。杜鲁门漫不经心地翻了翻这份篇演讲稿，没有发表什么反对意见。在12月12日下午4点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大多数记者都提前拿到了这份演讲稿。演讲稿中的一部分写道：“我既不反英也不亲英；同样地，我既不反苏也不亲苏。就在两天以前，当杜鲁门总统读到这些话时，他说这就是他的政府所持的态度。”当有人问杜鲁门关于这个演讲的意见时，他回答说他不会对一个尚未发表的演讲做任何评论。罗斯后来说：“杜鲁门应该就此打住。”但是杜鲁门并没有停止。当《快邮报》的雷蒙德·布兰德问杜鲁门整个演讲的内容是否是华莱士的观点的延续，他的回答是肯定的。然而，这篇演讲的内容与杜鲁门以及国务卿詹姆斯·拜伦斯的行为完全相反，事实上，他们已经对东欧的事务撒手不管，并且放弃了对那个地方的军事重建计划。

记者招待会上，罗斯就站在杜鲁门的旁边，虽然他知道杜鲁门的想法，但是却仍然保持沉默，就好像他没有听见这个演讲一样。当他回到办公室以后，便接到了两位内阁副部长打来的电话，他们分别是国务院的威尔·克雷顿以及海军部的约翰·苏利万。此时距发表那篇演讲还有55分钟，罗斯认为应该阻止华莱士发表那篇演讲，于是便打电话给杜鲁门，杜鲁门认为这篇演讲可能会为纽约创造良好的政治气氛，尽管它可能会激怒拜伦斯，但是这种情况并不会持续太久的。但是当有关社论在各大新闻媒体上发表以后，罗斯便意识到克雷顿和苏利万是正确的，杜鲁门的想法则是错误的。

在第二天上午的工作会议上，杜鲁门承认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于是罗斯便建议他立即发表一个有关声明，可是其他人对这个做法表示反对。但是到了星期六，他最终还是说服了众人。于是他就与弗利尔德，克雷顿一起起草了一份声明，指出杜鲁门并不是赞同演讲的内容，而是认为华莱士有权利发表这篇演讲。当天下午杜鲁门就召开紧急记者招待会发表了这个声明。《时代》杂志认为：“这是一个十分笨拙，粗劣的谎言。”当时在巴黎的拜伦斯给杜鲁门发去了一封电传，他说如果华莱士发表那篇演讲的话，他就立即辞职。罗斯对杜鲁门说：“你不可能同时驾御两匹朝不同方向奔跑的马。”9月20日，杜鲁门解雇了华莱士。杜鲁门一手造成的这次尴尬局面使他的受欢迎程度进一步下降。

当罗斯在接受为期四周的关节炎治疗时，就有传言说他将会辞职。但是当他回到白宫以后，他就打电话给《快邮报》的旧同事说他的身体很健康，而且还说他不会在这种情况下离开的。11月10号，又有一位广播评论员重复了罗斯将会辞职的传言。在第二天的记者招待会上，杜鲁门澄清了这个传言，他说：“罗斯是不会辞职的。”

在后来的几年里，罗斯在改善杜鲁门日渐下降的人气方面做的并不是很好，甚至还犯了几次错误。他自己说：“我只是想让人们欣赏我所认识的杜鲁门。”但是研究杜鲁门的学者指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罗斯从不认为负责改善总统的形象也是他的工作之一。传记记者法拉写道；“罗斯根本就不了解现代新闻事业的作用，而且他无法让总统处于对他有利的位置，并且没有能力作出那种十分必要的判断。”他的立场是总统的言行由他自己负责。法拉在采访过杜鲁门以后说，罗斯这样做是遵照了杜鲁门的意愿。

罗斯在1948年的竞选中确实给了杜鲁门一些很重要的建议。但是他也曾在竞选活动中出过丑。罗斯喜欢偶尔地喝上两杯，但是他的妻子却不允许他喝。所以当竞选活动在南爱达荷州进行时，他便与几名记者到一家酒吧喝了点酒。第二天早晨，当他得知在杜鲁门的日程表里多了一项去凯雷的一个小城镇的机场参加一个纪念仪式时，他便意识到是他醉酒误事。于是他便让特工处调查此事。特工处把此事告诉了哈里·万格翰，他又向杜鲁门汇报了此事。在机场，杜鲁门开始便说：“我很荣幸能够来到这个机场为这个勇敢的为国而战的男孩献上花环。”此时，台下已经有些小小的**。显然总统得到的消息是错误的。因为这次活动是为了纪念一个在空难中遇难的16岁女孩而举办的。杜鲁门在得知真相以后，立即向这个女孩的父母表示道歉。

然而更尴尬的一件事情发生在1950年11月30日，当时杜鲁门正在旧国务院办公大楼里的一间装饰华丽的房间里召开记者招待会。这几个月以来，美国一直陷入朝鲜战争的泥潭之中，人们对此大都表示不满。而且中国方面已经决定参加这场战争，帮助朝鲜对抗美国。杜鲁门在这次招待会之前细心地准备了这个旨在说明这次危机的严重性以及政府的应对措施的声明。与往常一样，在记者招待会开始前的一个小时，罗斯与其他一些工作人员一起与总统演练一些招待会上可能被问到的问题。期间当然提到了朝鲜问题。在这个即将与国会领导人共同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杜鲁门就像是一只跛了脚的鸭子。当时没有人提及任何关于原子弹的问题。

在记者招待会上，记者们问了许多面对中国参战，美国应采取什么措施应对的问题。杜鲁门回答说：“在联合国的批准下，我们会对其采取任何必要的军事行动。”《纽约每日新闻》的杰克·多赫梯问：“那是否包括使用原子弹？”杜鲁门回答说：“我们会动用美国武器库中所有的武器。”《芝加哥每日新闻》的保罗·里克紧接着问到：“那是否就意味着原子弹的使用已经提上日程了？”杜鲁门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是他又补充说如果可能的话，他并不愿意使用这种武器。几分钟以后，合众社的马里曼·史密斯的问题帮助杜鲁门脱离了这个他自己制造的泥潭：“您的意思是军方会考虑使用原子弹，我们这样理解可以吗？”杜鲁门再一次肯定地答复了他。国家广播公司的弗兰克问道：“总统先生，您说这个行动取决于联合国，这是否就意味着如果没有联合国的授权我们就不能使用原子弹。”杜鲁门回答说：“不，如果战争情况需要的话，战场上的军事指挥官会决定是否使用原子弹，他一项都具有这个权力。”这个声明是极具煽动性的，因为朝鲜战争指挥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曾经毫不掩饰地表示过他的进一步入侵计划。

美联社针对这次记者招待会发表文章说：“杜鲁门总统说原子弹的使用问题一直都在军方的考虑之中，但是最后的决定将取决于朝鲜战场上的军事指挥官。”

当罗斯在他办公室里的电传机上看到了有关报道以后，便立即意识到杜鲁门制造了一个十分可怕的错误。他打电话告诉白宫的通讯员说杜鲁门并不是那个意思，事实上并没有什么关于使用原子弹的最新议程。艾尔斯在他的日记中写到：“如果说麦克阿瑟有权决定是否使用原子弹的话，那么很显然，他们都完全忽略了一项法案，那就是只有总统有权决定是否使用原子弹。”但是如果通讯社的记者们对这个法案熟悉的话，杜鲁门以及麦克阿瑟当然也会知道这个法案。但是，记者们却将杜鲁门的声明公开发表了，尽管有规定不能直接引用他的发言。毕竟，这是杜鲁门自己犯下的错误。

不管是谁的责任，人们对此的反应却是极其迅速、猛烈的。国务卿迪恩·艾克森在中午12点30分时，带着一份澄清此事的声明来到了总统办公室。罗斯后来也来了，在看了这份草拟的声明以后，他认为这不产生多大的作用。后来，艾克森和一名来自海军部的年轻白宫助理乔治·艾尔斯一起来到了罗斯的办公室，共同修改了这篇声明。声明指出杜鲁门并没有授权麦克阿瑟使用原子弹，而且关于原子弹的使用问题也没有什么最新的进展。

在其他国家，这个错误的声明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印度的《时代》杂志针对这个声明发表了一篇题为“不，不，不。”的社论。在罗马，有报道称美国在日本东京的轰炸机已经携带着原子弹准备出发了。在伦敦，当地时间下午5点钟，消息传来以后，大约100多名众议院成员签名表示抗议美国的行为。英国首相克莱门特·阿特里召开了内阁会议，并且在会上说：“我应该到华盛顿去见见美国总统。”

在华盛顿，杜鲁门与阿特莱克首先在白宫会面，12月5日，他们又在总统的快艇威廉姆斯伯格号上商议有关事宜。罗斯这次也在随行之列，因为他需要向新闻媒体发布有关这次会议的内容。当杜鲁门与这位英国领导人对话时，他就在旁边做记录。杜鲁门说：“我们不能自愿地撤除朝鲜战争，如果我们那样做的话南朝鲜会便会被消灭的。我不能让自己面临那样的形势。”阿特莱克回答说：“我们支持你们，我们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这次长达两个小时的会议在下午4点45分时结束。罗斯在回到了办公室以后对记者们说：“请大家在听到我带来的消息以后不要感到惊讶，因为没有什么令人惊奇的事发生，所以请大家保持放松的心态。”于是他便发表了后来被雷蒙德·布兰德描述为“十分详细的”的声明。

国家广播公司的一个工作小组希望罗斯可以在电台上重复一遍他的某些评论，他们在他的办公桌上架起了麦克风，还有一个录音机。当罗斯点燃了一只香烟之后，他的秘书马尔图·伯格海姆对他说：“不要咕哝。”他说：“你是知道的，我说话一直都是很清楚的。”然后，他就突然倒向椅子的另一端。国家广播公司的伯格霍尔泽还以为罗斯的这个夸张的举动是在跟他们开玩笑，以显示他有多么的疲累。然而马尔图·伯格海姆此时却急忙抓起电话。不到一会，白宫医生华莱士·格莱汉姆就从楼下的办公室里赶了上来。他为罗斯注射了强心剂，还为他输了氧。但是一切都太晚了。罗斯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记者们终于可以报道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了，但是《纽约时报》的报道称：“这是他们认为最难发布的公告了。”杜鲁门亲手为这个他“从小就认识”的朋友写了一篇悼词。他来到了新闻发布厅，但是却一个字都念不出来。他说：“哦！上帝啊！只有你们能知道我现在的感受啊！”

马格丽特杜鲁门的那场演唱会之所以会名声大噪并不是因为她唱得有多么好，而是因为她父亲写给《华盛顿邮报》的一封怒气冲冲的信，因为这家报纸的一名批评家说她的女儿表现得并不出色。当杜鲁门和妻子贝斯杜鲁门一起参加演唱会时，他们一直在犹豫到底要不要把罗斯去世的消息告诉她。最后他们还是决定不告诉她。马格丽特后来写道：“当时的气氛不只是悲伤的，还有些神秘，他们应该把那件事情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