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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们这样对付记者（第2页）

几分钟之后，威尔逊就从新泽西州打来了电话，他也已经看到了《纽约世界报》的公告。他说：“杜马尔蒂，你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但从现在的形势来看，我们败北的可能好象还是很大的。”

焦虑的杜马尔蒂从大卫·劳伦斯那里得到安慰，大卫后来成为《纽约晚邮报》的驻华盛顿记者，他现在已经得到了一份文件，表明西部的州将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威尔逊当选总统。截止到凌晨两点，局势才开始扭转，杜马尔蒂终于放心了。

伍德罗·威尔逊又一次当选为美国总统，但乔·杜马尔蒂却前途堪忧。

再次当选的一周以后，威尔逊就告诉他的妻子他计划保留他全部的内阁官员。“那杜马尔蒂怎么办？”伊迪丝·威尔逊问道。威尔逊回答说他计划给自己的秘书换一个高薪职位。他的妻子也催促他坚持让杜马尔蒂接受。因为新的第一夫人不喜欢杜马尔蒂的“平民作风”，而且认为他不适合陪伴他优秀的丈夫，虽然她也认为在竞选过程杜马尔蒂出力不少，并且很喜欢他充满着“爱尔兰人的机智与风趣”。威尔逊告诉妻子：“我很同意的你的判断，……但来我办公室的绝大多数人都不这么认为，我们都不了解他们，不知道该怎样与他们相处，可杜马尔蒂知道，比我们做的好，我还是需要这样一个助手。”

第一夫人不是杜马尔蒂继续担任秘书一职惟一的阻挠力量。早在墨西哥危机期间，威尔逊就已发现杜马尔蒂与他对局势的判断很不一致，所以已经不允许杜马尔蒂看他的邮件了；杜马尔蒂的宗教信仰问题继续使他成为宗教狂热分子攻击的目标。虽然威尔逊在这一问题上，保护他的秘书免于这种的攻击，但是众议院正在就此展开讨论：认为一个总统雇佣一个天主教信徒作为私人秘书，是犯了严重政治性错误。更有人说威尔逊亲密的朋友们都已经不想与杜马尔蒂合作了。众议院做的更为过分——对杜马尔蒂进行彻底调查。他们通知威尔逊他们对推荐杜马尔蒂到白宫工作的事，感到非常抱歉，并建议威尔逊将他分配到关税局工作。“我认为你和我都已经准备好接受任何被迫的辞职，不会在办公室里为此而争执。”威尔逊的这一反映让杜马尔蒂感到惊讶，更确切的说是心灰意冷。经威尔逊的同意，众议院提议让国务卿的助理夫兰克·鲍克作为总统的秘书。鲍克同意考虑一下。

杜马尔蒂对此决定予以反抗，拒绝接受总统提供的任何职位。然而，在估价官的职位提议的三天以后，他还是妥协了，在给一个与他共事多年的好友的一封信中，他说道:

“我衷心的希望可与您保持亲密的合作，我将继续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工作，像作为您的秘书时一样为您和国家服务。在我们已经获得彼此共同为之奋斗的成果之时，离开您，这对我的伤害之深是不能用语言能形容的。……但尽管有些遗憾，我依然还是得离开您，如果你真的希望如此的话……我真的不相信结局会是这样。”

杜马尔蒂的朋友包括一些新闻界的朋友，都在他周围鼓励他。大卫·劳伦斯指出这是一个政治阴谋，并劝说威尔逊收回这个不公平的决议。而且他还召开了一个长达45分钟的会议，为杜马尔蒂的遭遇鸣不平。正是在此次会议结束后不久，总统便派人去请被他抛弃的得力助手，并宣布杜马尔蒂将官复原职。

然而，两人曾经的亲密关系依旧不复存在了。每次遇到杜马尔蒂时，威尔逊的双手都插在口袋中，这种动作让杜马尔蒂觉的威尔逊有点不高兴。有一次，总统竟然记错了杜马尔蒂的名字，向他打招呼道：“喂，约翰·杜马尔蒂，你在这儿干什么？”当威尔逊通知中立国，并要求欧洲国家就和平问题展开初步讨论之时，因为害怕杜马尔蒂泄露消息，就没有向杜马尔蒂透漏一点有关此事的线索。

威尔逊经常不听杜马尔蒂的忠告。早在威尔逊执政之初，他就已经考虑要建立一个政府新闻宣传部，来“处理各部门的事情，以便政府控制他们。”后来由于杜马尔蒂的反对，事情就搁浅了。然而，随着美国的参战，杜马尔蒂的抱怨就不起作用了。当众议院通过政府支持的间谍法案的时候，杜马尔蒂正在反对政府的新闻检查制度，但威尔逊告诉叁议院大会，法案的制定是“一个紧急需要，而且应该包括限制报纸。”后来，在1917年4月，威尔逊重新提出设立新闻宣传部的提议，之后，国会便任命了一个西部的记者乔治·克利尔为新闻宣传部的主席。

随着克利尔委员会的建立，杜马尔蒂取消了每天与记者的会议。再也没有“秘书杜马尔蒂”以前提供的那些，来自白宫的“永不枯竭的信息”。他在公众视野中的消失，再次引起了反天主教徒对他攻击的狂潮。

当时，在全国各地都流传着杜马尔蒂已被监禁的谣言，因为他是一个德国派来分裂美国的间谍，说他即将被处死的谣言也在中西部迅速蔓延开来。最终，杜马尔蒂还是就此事发表了看法，指出谣言的宣传是有组织、有系统的，是一个天大的阴谋，尽管当时他已经不经常在媒体中露面了。

在幕后，杜马尔蒂仍然保持活力。他在华盛顿的一家旅馆的会议室里，与记者们开会；在处理有关人士对新闻检查制度的批评问题上，给总统以忠告；他建议总统告诉批评者他能确定的仅仅是自己的行动，并会始终不遗余力的与大家摩合，“消除每个人自私的一面。”这次威尔逊听从了杜马尔蒂的忠告，在给一位主要的批评者的信中，他写道：“我唯一能说的就是制定一条路线，并努力沿着这条线不偏不倚、一丝不苟的行动，这可能会很困难，但我们会坚持下去的。

表面上，克利尔'委员会是政府新闻的来源。但当克利尔催促威尔逊重新召开记者会时，威尔逊却拒绝了，还是只与自己选择的记者有几次面谈。

1919年威尔逊到欧洲参加凡尔赛和会，杜马尔蒂仍留在华盛顿。雷·斯坦纳德·贝克以前是一个报纸记者和杂志编辑，这次却随总统去了巴黎，他是威尔逊选择的，帮助处理和会的一些材料。贝克认为杜马尔蒂“有些不喜欢我进入白宫。”威尔逊决定让克利尔委员会在和会期间处理一切新闻宣传事宜，杜马尔蒂对此提出反对意见，原因是美国的新闻工作者对政府的信息霸权主义已经非常的不满了。但威尔逊仍一意孤行，于是杜马尔蒂就写信给他，道：“我确定我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使您保持对新闻的敏锐性。”因为，杜马尔蒂回忆起威尔逊在离开白宫起程前往欧洲的最后一刻，曾上前凑近他，在耳边轻声说道：“我确信在这儿你能帮我准确的分析我们所面临的形势，请记住！我会离开的……当你认为我正在犯错的时候，就直说吧！我怕再也没有人像你一样给我这么多建议的忠告了。”

不管他们之间到底说了写什么，杜马尔蒂始终都是敢于向总统直言进柬的人。1918年12月16日，威尔逊的船在一地靠岸后的三天，杜马尔蒂就给总统的医生兼顾问凯瑞·格兰森博士拍了份电报：“如果总统要去医院视察，请务必要让记者代表随他同去，而且一定要写出一则温暖人心的报道，一定让他在普通士兵的病床边坐会儿，千万不要让人觉得他的拜访是敷衍了事。”威尔逊确实在一所医院看望了受伤的士兵，但是却只有他的妻子陪伴。在圣诞节拜访陆军总司令期间，总统要求与士兵一起在室外就餐，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就改在了一间办公室里。杜马尔蒂对克利尔委员会的宣传技巧很是怀疑，抱怨他们在有关总统的报道里，总是让人觉得总统只是“一个被士兵保护着、住在宫殿里的官僚。”于是，他便恳求格兰森“试着拉拢新闻人……，减少谣言。”并催促总统“面对面”的慰问士兵。他在电报里说：“如果总统常对人微笑的话，谣言自然就要烟消云散了。”

在许多重大的问题上，记者们已经对威尔逊“公开的承诺”充满了期望。但当记者们发现他们将被禁止进入签定条约的会议室时，都公开对总统表示抗议。杜马尔蒂意识到这样下去将会破坏总统提出的国际联盟的计划，于是，便立即拍电报给格兰森，说：“我认为如果总统再这样一意孤行，结果将是致命的，他应该尽力让记者报道会议的进展情况，而不是禁止他们进行报道。”

杜马尔蒂的对手贝克也就此发表意见。他对格兰森说：“我看见许多人已经发出传单进行示威，这真的很糟糕，那些示威的记者认为政府必须坚持原则。”威尔逊告诉格兰森他已经尽力争取了，但那些欧洲人还是不同意。于是杜马尔蒂向总统建议直接行动，并认为问题“很容易解决，只要偶尔向媒介透漏消息……仅仅让他们对事态发展有所了解就行了。”

威尔逊在给杜马尔蒂的信中说，美国政府对舆论的政策是“非常坦率的，尽量给他们提供消息，相信他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发表有损国家的言论”。并嘱咐杜马尔蒂：“希望你能时刻观察新闻界，看是否有损害国家的事发生。”正在此时，麻烦就出现了：有一个记者坚持“不须事实”的写作。他说：“我们已经控制了新闻的出版，所以绝对有可能成功，而且，这样做也是一个明智之举。”最终，杜马尔蒂认识到了问题的症结，那就是总统对记者的敌意。

一回到美国，威尔逊就开始兜售自己关于国际联盟的提议，并向媒介发布了很多消息。早在西部讲话时，他就拜访了一家新闻媒体，据在场的人士说：“我们在一起争论，总统就像我们中间的一员。”在辩论时，威尔逊还将一个记者拉到自己的膝边，说：“现在，瞧这儿。”在西雅图，威尔逊也显得比较亲切。当他在酒店的一个会议室与当地官员开会时，还邀请通讯记者列席会议，并催促他们对感兴趣的问题做记录。会议后，并告诉他们：“当然，我对在这儿讲的一切都充满信心……我也希望在座新闻界的朋友，也对我要有信心。”就此美联社的一个记者修说：“通过我们的参与，总统真正达到了将我们置之事外的目的。”

在返回东部的火车上，威尔逊回顾了一些不堪的经历，并向杜马尔蒂叹息道：“我都快散架了。”当火车到达堪萨斯州的一个地方车站时，杜马尔蒂告诉记者总统“感觉非常不舒服”，将直接回到华盛顿。格兰森说：“总统的精神已经崩溃了。”这是一句常被用来形容一个人精疲力竭的话。在月台后面，杜马尔蒂向等待总统讲演的群众发表讲话，他说总统只是太累了，需要休息。在返程的途中，格兰森又发布公告，声称总统只是工作太累了，希望大家不要过于恐慌，他只是需要“休息和长时间的静养”。那些刚才还在车站散发传单的记者，现在也都接受了这个抚慰性的声明。而且还有一些人以为总统在装病。

1919年10月2日，威尔逊在白宫的浴室中病倒了。他以前曾得过严重的血栓症，致使左肢瘫痪。总统是“一个病人”，他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但人们对具体情况都不甚了解。第二个星期六，威尔逊夫人收到杜马尔蒂的来信，声称他会带小女儿来看望可怜的总统。可杜马尔蒂被拒绝了，他说：“我们每时每刻都会想起总统的。”就在前一天，杜马尔蒂还满面泪痕的对秘书丹尼尔说：“我们一起为他祈祷吧！”

行事谨慎的杜马尔蒂，从没有对记者公开过此事。甚至在总统的身体状况已经很糟糕，自己都想要辞职的时候，他还在新闻上说总统正逐渐的康复。白宫对总统病情的沉默震惊了国会大厦，一时间谣言四起：威尔逊是个疯子；他曾在巴黎染过梅毒。

在进入政府之前，单尼尔曾作为一名记者，并为政府工作的公开积极斗争过。他向格兰森建议：“如果将总统的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公众，人们就会对他充满同情，可现在你们除了犹豫不决和批评，什么事都没做。”总统的医师兼顾问对此表示同意，但又说：“我不能说，因为我曾答应过总统及其夫人。

1920年，也就是总统大选的那一年，威尔逊关于国际联盟的希望破灭了，甚至连一同制定凡尔赛条约的盟友也失去了。因此，总统一直对第三次当选的前景不是很乐观。杜马尔蒂希望缓和气氛，劝说总统接受《纽约世界报》的记者刘易斯·斯邦德的采访。结果斯邦德因此获得了普立兹奖，而白宫里却鸡犬不宁了。他们给正在白宫的小路上的散步的威尔逊拍照，因为此时仅能看出他有一点跛，远比他真实的情况要良好的多。然而，部分原稿却被修改了。于是，杜马尔蒂和斯邦德立刻起草了一份公告，说明总统身体状况并无大碍。可威尔逊太太又给杜马尔蒂写信说她同意接受采访，但以不涉入政治话题为条件，这差点让杜马尔蒂晕倒。杜马尔蒂一直保存着这封信，并在边上作了笔记，上书：“去死吧！伊迪丝·威尔逊。”至此，1920年在旧金山举行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再也没有提名威尔逊。民主党提名俄亥俄州州长詹姆斯·M·考克斯与富兰克林·D·罗斯福作为侯选人。共和党则选择俄亥俄州叁议院议员沃伦·G·哈定。

在1919年1月西奥多·罗斯福死后，杜马尔蒂曾在给格兰森的信中，对自己作为威尔逊新闻秘书的工作做了一次很好的总结，当时巴黎和会即将召开。他写道：“罗斯福死后留下了大量的工作，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让人们不仅敬重威尔逊总统，更要爱戴他。”也许他此时已经看到了《纽约生活杂志》的报道，他们将罗斯福与威尔逊进行对比，并认为威尔逊“爱他的同事，可总是发现别人很难感觉得到。”

记者很快便发现：正如他们所愿，新总统并不像威尔逊。早在哈定获得提名的很久以前，《纽约世界报》的记者查理斯·维里斯·桑普斯给俄亥俄州的《马里恩明星报》打了个电话，这家报纸其实就是哈定所经营的，自己也是一名一流的记者。桑普斯问主编道：“哈定是怎样一个新闻工作者？”主编说：“事实上，他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写作高手、优秀的记者、直言的人和塌实的编者，据我了解亦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他一直为报纸写作，因为在他的职位上，很容易获得消息，而不管什么时候得到，他都会尽快写出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哈定很快就与华盛顿新闻媒体打成一片。威尔逊那位普林斯顿教授执政时，记者所面对的情形就一去不复返了。哈定重新召开了被前任取消的一周两次的新闻发布会。在星期四和星期五，也就是内阁会议的日子，他在白宫会见记者。现代举行的仪式在今天看来竟有了一种古雅的韵味：当记者们进入办公室时，都要向总统点头致敬，而站在宽大的桃木书桌后的总统哈定亦向记者回礼。屋内的墙壁装饰以粗糙的绿色粗麻布，靠墙的书架上装满了羊皮书，而在总统办公桌的一角则堆满了前几天《马里恩明星报》的报纸。

记者们总是哈定忠实的聆听者，因为相比起前任总统对内阁事务的刻意隐瞒，哈定总是热心的告诉记者许多内阁正在讨论的事情。但他也像其前任一样，与记者约法三章，要求记者不要直接引述，但可以自由的回答问题。奥拉汉说：“他了解什么是新闻，并与新闻界保持紧密的联系。”

哈定的坦白使自己惹祸上身，并导致了与记者建立的一问一答这种简单的关系的破裂。1921年冬天在华盛顿国际限制军备大会上，美国，法国，英国和日本达成协议，宣布尊重彼此在太平洋沿岸“诸岛的领土及所有权”。一位记者就此询问哈定这项协议是否也同样适用于日本本土，哈定说是的。这在条约刚签署的时候，也许是对的，但日本人对此提出异议，之后又补充了排除日本本土的新增条约。哈定的误述使外交界一片哗然，因此不久哈定又责成记者以书面形式澄清这一问题。尽管有人说这又是一步错棋，可大多数的记者都认为关于日本问题的错误将引起巨大的变化。哈定私下对记者说政府对国际联合会很感兴趣，以此作为国际联盟的替代品。这一提议遭到时任国务卿的查尔斯·埃文斯·修斯的非议，并于1920年流产，至于原因，人们一致认为是修斯曾力劝总统要遵守书面约定。

于是当第一夫人弗罗伦斯·哈定哭着去叫医生看她丈夫的时候，记者们就一起冲到了美联社安装在酒店的无线电监视器旁，并迅速发出报道：总统病危。几分钟之内又发出总统已经死亡的消息。死因没有公布，但大家一致认为是心脏病致死。

十年之后，史蒂夫·厄利尔就成为领有总统新闻秘书头衔的第一人。而在20世纪20年代，不仅没有新闻秘书这样的职位，而且也没有像哈定的继任者柯立芝那样拥有这种职员的总统。

喀尔文·柯立芝身为哈定时的副总统，被冠以“沉默的柯立芝”，只因为他几乎没在新闻中出现过，所以很少被媒介所关注。其实这并不是一个贴切的绰号，事实上，在继任总统后，记者发现他并不沉默。记者露易斯·路德罗总结道：他只是“说应该说的事情”。真正当他要说的时候，他可能会很唠叨。在白宫的67个月期间，柯立芝共举行了520次新闻发布会，平均每月7。8次。问题仍然是以书面方式传达：总统会从椅子上站起来，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认真的看，有些进行回答，有些就没有评论。他举行的第一次总统新闻发布会是在白宫附近的一家酒店，仅仅持续了不到十分钟。这使美联社的政治评论员雷蒙德·克莱伯感到震惊，他说柯立芝“缺乏理解的意识，而有新闻从业经历的哈定就有。”然而一旦柯立芝入主白宫，情况就有所好转。他第一次与记者在白宫的会议就持续了半个小时，大约有100个与会者都惊讶的发现新总统其实很幽默。一个作家写道他在一次会议上就“开了五次玩笑”。

在柯立芝总统执政时期，“白宫新闻发言人”的名称正式进入了政治辞典，尽管在某种意义上与后来的有所区别。随着总统新闻发布会的召开逐渐进入轨道，柯立芝成了20世纪20年代的“资深行政官员”，这一名称在尼克松执政期间经常被引用。记者们认为柯立芝不是发言人，或者说他的声明代表了总统的意见。但不管怎样，不久以后许多人都了解到真正的资深官员是亨利·基辛格。《圣露易斯邮报》的查理·G·罗斯写到：“亨利·基辛格已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角色——神秘的总统新闻发言人。”在总统新闻发布会后的头版就是“星期四下午与星期六晚间对他的特别关注”。在《编者与出版者》中，雷蒙德·克莱伯更加明显的将发言人描述为“一个瘦小的、头发干枯的、言行谨慎的小佛蒙特州人”。1927年奇迹终于发生了，柯立芝揭开了罩在“发言人”身上的面纱，声称“它已经存在太久了，并将长期代表总统发言。此后，记者以“今天，了解总统想法的人终于横空出世”来形容此事。

然而，新闻界的大部分人都向这一毫无道理的规则妥协了。美联社驻华盛顿的记者克莱伯写道：“尽管这很可恶，不过两方面还都可以从中得到好处：柯立芝总统控制了宣传专栏”，同时，记者们也“至少可以从每一次的会议中得到新闻素材。”虽然《纽约世界报》、《巴尔的摩太阳报》等报纸都支持总统，认为他根本就可以不发表任何讲话，除非他心甘情愿的允许记者引述其言论。富兰克·肯特在《美国信使报》中写道：记者已经对柯立芝“非常公正”了。

表面上沉默的总统也认识到这种最新型的新闻样式——新闻记录片强大的竞争力。当哈定宣誓之后不到六小时，他的就职演说录象片就已在纽约大剧院上映了。

柯立芝曾接受了许多的新闻记录片的拍摄。沙文·库克写道：“一想到他们的总统给牛喂草或挤奶时，都穿着工作装摆姿势，凡是有教养的美国人都会感到无地自容。”

柯立芝的第一位秘书是来自维吉尼亚州的前共和党员国会议员C。·巴斯卡姆·斯拉姆。人们都认为斯拉姆也早已有意在内阁会议供职。但不久便由于与蒂波特丘地石油丑闻事件的主角有所牵连，而受到参议院审查，因此柯立芝了就任命另外的一个前国会议员、印地安那州的艾文雷特·桑德斯来顶替他。虽然记者们对斯拉姆已经很有好感，但桑德斯利用控制总统新闻发布权的手段，向新闻界频频发射他的丘比特之箭，于是，记者们便纷纷中招。《纽约论坛报》的卡特尔·菲尔德在一篇关于协商解决法国的战争债务问题的文章中，写到：“柯立芝总统正处于一种备战状态。”但桑德斯后来还是影响了柯立芝的决定，两人一致认为卡特尔·菲尔德的文章“标题和正文都严重违反了政府的新闻发布规则”。菲尔德反驳道：“政府的这种规则妨碍了他的写作。”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已经非常激烈了，而且会愈演愈烈的，柯立芝总统也是这样认为的。一位白宫新闻发言人声称：“桑德斯将争取首席撰稿人贾德森·维利弗尔的支持，后者以前曾指责菲尔德的报道过于自由散漫，桑德斯宣称这将不仅是出于对白宫的礼貌，而且更是维护新闻界的道德所需要的。”虽然菲尔德受到了谴责，但仍继续坚持报道。

我们将会再次讲到有关这个官员的事情，他就是赫伯特·胡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