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公开”的新闻
当里根总统与苏联国家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商议裁减核武器时,白宫发言人拉里·斯宾克斯担心戈尔巴乔夫在媒体面前占了上风。
总统的发言稿当然不是出自于他自己的手笔,但却都是他的署名。演讲稿撰写人为他起草演说词,各级官员为他发布否决决议,外交官为他处理国际事务。而他们的意见也最终会被总统采纳。记者报道说,基于新闻秘书的权威,总统甚至可以对他的讲话内容一无所知。如果斯宾克斯没有在他的文集中对此事大肆渲染的话,那么这些发言稿就会载入史册,而不是出现在当时的报纸上了。矛盾并不是出自新闻秘书对媒体的义务和他对国家利益和生命安全的责任之间,而是出自于他对媒体的义务和维护总统的形象之间。
斯宾克斯时期的新闻办公室与30年前海格蒂时期的相比,已大不一样了。保守一点估计的话,华盛顿的记者团比二战结束时增加了三倍。共有4500名记者可以出入白宫,还有1700百人拥有附有照片的通行证。
随着电视的普及,“新闻”已经变成了“媒体”,并且以华盛顿为中心。出版物大量采用分析性文章,并不只是一味的报道政府的各项声明。在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的启发下,新一代的记者们意识到他们不只是局外的观察者,而是事件的参与者。这个高速发展的社会中的许多复杂问题需要以更多分析性的方法来解决。评论家认为社会中关于公正的旧秩序正在瓦解。
《时代》杂志的新闻媒体记者托马斯·格里菲斯写道:“专栏作家们需要尽可能地了解事情的真相。”在卡特当政时期,鲍威尔也持同样的观点。当他坐在办公室里向外望时,总能看见电视新闻记者们为晚间报道中的新闻而忙碌着,他知道他们都想尽力让美国人民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问题是:对于这些事情,我们都心知度明,但是他们并不清楚这些事情究竟意味着什么,仅仅是单纯的知道而已。
针对这样的情况,里根发表了一系列声明,这些声明在他的支持者们看来是不切实际的,反对他的人则认为它们过于简单。为了寻找一位可以解释他的政策的发言人,他的助手们试探了多位新闻记者,并且公开宣布总统可能会有4位官方发言人,而不只是一位。但是到了最后,他还是只任命了一位发言人,他就是在国会以及行政大楼的葡萄园里断断续续地工作了20年的前政府教师吉姆·布雷迪。
与皮埃尔·塞林格一样,布雷迪是一个乐观的,不被重视的局外人。他在1980年的总统大选时,是里根的竞争对手德克萨斯州州长约翰·康纳利的新闻秘书。当康纳利放弃竞选后,他便加入到了里根的竞选委员会中。里根的长期支持者,来自加州的莱恩·诺弗齐格是当时的新闻秘书,而布雷迪的头衔是公共事务研究主任。在竞选活动初期,里根引用环境保护主义者的观点,称树木是引起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后来,当竞选委员会的飞机飞过路易斯安那州的森林大火时,布雷迪喊到:“树木是凶手,树木是凶手。”里根的高级助手们感觉十分难堪。他们还指责他向新闻媒体泄露消息,尽管记者们称并不是他泄露的消息。
里根在大选中获胜后,布雷迪被任命为过渡政府的发言人。但是里根集团的内部官员公开表示要寻找一位新闻秘书,并且拒绝提供给布雷迪需要的用来维持他正常工作的消息。由于不能回答记者们关于内阁选举进程的问题,这位临时发言人戏虐地说道,美国国内税局提出了一项新的规定,那就是“与我共进午餐的支出将不再被报销了,因为他们从我这儿得不到任何消息。”
布雷迪于1961年结束了他在南伊利诺斯大学的执教及攻读博士学位的生涯来到了华盛顿,起初,他作为一名下级助手为来自他家乡的共和党议员艾弗里特·德克森工作。在离开德克森以后,他为尼克松和福特时期的一些行政官员工作,然后又转到国会任特拉华州共和党参议员威廉·鲍斯的行政助理。
现在,在他40岁的时候,布雷迪成了总统的新闻秘书,并且提出了对白宫新闻事务的改革方案。首先,他想要削减白宫记者团的人数,因为在1700多人当中,只有200多人处于正常的工作状态。布雷迪发现,自卡特政府以来,在法院的庇护下,由于安全原因解除记者的信任状是极其困难的事情。而华盛顿地区法院于1977年规定,即使是特工处在涉及到安全问题时也要提供详细的原因并且“需要出具可供反驳的机会和布告,以及一份书面决议……因为对任何一个方案的否决都潜在地违反了第一修正法案。
由于裁员计划受阻,所以布雷迪试图进行另一项改革,即,为记者团建立一套穿衣服的制度。尤其是针对那些与电视有关的工作人员,据说曾经有一名这样的工作人员穿着体恤衫在总统办公室里问道:“您今天穿制服了吗?”布雷迪的一名助手说布雷迪的制服是介于白衬衫和体恤之间的一种衣服。由于摄影师等技术人员不可能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来操纵他们的机器,结果这次改革又是以失败而告终。
在以往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们总是争着抢着站起来提问,而布雷迪则稍稍利用了一下“礼貌”的观念而使整个局面有了很大的改观,他建议记者们在提出问题以前举手示意总统,再由总统指定人选。但是如果当总统指向某一个方向时,总有5,6个记者一齐站起来。总统手上有一份座次表,但是他仍然总是指错方向。有一次,当他叫到赫斯特报系的鲍伯·汤普森时,他正在家里看记者招待会的电视转播。在里根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布雷迪曾试图以抓阄的方式让记者提问,但是大多数人都反对这个提议,最后这位新闻秘书只得说:“我看我们还是以举手的方式提问吧。”
当布雷迪提议让里根总统每周都接见一个小型记者团时,白宫的内阁成员否决了这个提议。他们希望在报纸上看到有关经济方面的头版新闻,而不是总统对苏联的指责以及卡特时期的人质事件。据一名白宫助手说,内阁成员警告布雷迪不准再做这样的安排。没有人能解释布雷迪是怎样操作整个白宫内部的新闻事务的。
尽管布雷迪看起来并没有取得里根的信任,但是这位喜欢称自己为“熊”的新闻秘书却对工作有着极大的热情,并且赢得了记者们的尊重。他同样对他的上司,也就是总统保持绝对的忠心。然而,另人难过的是,他的职业生涯被1981年3月30日的那次暗杀事件终止了。那天,当他和里根从华盛顿的希尔顿酒店里出来时,被突然其来的子弹打中了,里根只是受了点轻伤,并且很快痊愈了,而布雷迪却因此而瘫痪了。事后,里根宣布“只要我还活着,布雷迪就永远都是白宫的新闻秘书。”
约瑟夫·斯比尔在研究总统与新闻媒体之间的关系时指出:“如果不是因为他过度劳累的话,布雷迪会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白宫发言人。”这只“熊”反对里根的内阁成员限制新闻办公室的常规声明,并且特意派了一名高级助手去向他们解释。白宫的一位高级通信助手说:“布雷迪绝不是一个软弱的新闻秘书,他担心他的阵地……他一直都在不停的探索。”暗杀时间以后,他仍然没有停止工作。他与妻子萨拉一起成为全国限制枪支运动的领导者,并且促使国会通过了名为“布雷迪·比尔”的枪支注册条例。
在暗杀事件的那天中午,当时的副新闻秘书拉里·斯宾克斯在白宫的餐厅里与布雷迪一起吃午餐。他问布雷迪是想自己陪总统去希尔顿,还是让他的副手去。他回答说:“我想我自己会去的。”后来,斯宾克斯就接到了新闻助理戴维·普罗斯派瑞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说:“有人开枪了,布雷迪被击中了,总统的情况我还不知道。”没过多久,他们就得知了总统的情况,他正被送往乔治·华盛顿大学附属医院。斯宾克斯与其他白宫高级助理也向那个医院赶去。
在探视了里根和布雷迪的伤势以后,斯宾克斯返回了他的办公室。一进门就被大批的记者围住。由于过于拥挤,他建议记者们都到新闻发布室去。他告诉记者总统正在接受手术,而且不会有生命危险。
但是记者们仍然穷追不舍。
“美国军方是否已经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这个我不太清楚……”
“副总统乔治·布什是否会暂时承担起总统的职责,或者他们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分工?”
“我对此不太清楚,这些事情我们还没有商议过……”
“那么现在由谁来负责国家的日常事务呢?如果总统仍处于昏迷状态的话,布什会成为代理总统吗?”
“我现在还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那么将由谁来决定副总统是否可以成为代理总统?”
“我不清楚这件事的细节问题。”
后来,由于斯宾克斯在“国难时的出色表现“使他赢得了国家政府通讯员协会的赞扬。
然而,坐在楼下的局势研究室里观看电视的亚历山大·黑格却因为斯宾克斯回答不出任何问题而感到十分懊恼。里根的那位脾气暴躁的国务卿已经召集了其他高级政府官员到白宫的地下办公室里商议此事。国家安全顾问理查德·艾伦坐在长桌子一边的中间位置上主持会议。在桌子的另一边,黑格单独坐在另一边的尽头,与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和中央情报局局长之间隔了几张空椅子。温伯格与斯宾克斯一样,被问到了相同的问题,即,军方是否已经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他的回答是否定的。
在黑格后面的那堵墙里有一台小型的彩色电视机。后来黑格说他注意到艾伦一直用一种惊愕的眼光盯着电视机,并且不停地在他的座椅里晃来晃去。在听完斯宾克斯的那些可以理解的回答以后,黑格说:“我们应该让他停止了。”然后他们两人就离开了地下办公室。一路飞奔到新闻办公室。而此时,斯宾克斯也收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到局势研究室里来。”当他来到新闻办公室的门口时,他被气喘吁吁的黑格搁到了一旁。
在地下办公室里,坐在艾伦左边的国内政策顾问马丁·安德森并没有注意到艾伦和黑格的离开。安德森记得有人问:“艾伦去哪了?”然后,就听见有人说;“哦,天那!他在那!”艾伦此刻正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告诉记者们,军方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而且布什正在从德克萨斯州赶回华盛顿的路上。然后,又有人问到现在谁是政府的负责人。他回答说:“先生们,从宪法的角度来看,以总统,副总统,国务卿这样的顺序来讲,当总统认为有必要转交权利时,他会那样做的。但是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那样做。在副总统回来之前,将暂时由我控制这里的情况。如果出现任何情况,我会和副总统一起商议解决。
当地下办公室里的人听到“由我控制这里的情况”时,有人说:“那绝对是个错误。”参加这次会议的总统秘书海伦·文·戴特姆觉得在听到艾伦的话以后,温伯格看起来好象很吃惊的样子。
黑格回到地下办公室以后,温伯格对他说这是个错误的举动。但是他却说他是在核实过宪法以后才这么做的。
起初,宪法规定国务卿是排在总统和副总统之后的,但是国会在60年代中期时把参、众两院的议长排在了国务卿之前。但是,在军方的行政管理系统之下,国防部长是被排在副总统之后的。温伯格认为黑格利用了过时的法律条文。黑格后来说,他在此事上“用词不当”,但是他只是想表明他现在是内阁高级官员。白宫参谋詹姆斯·贝克说,他曾经告诉过黑格,如果出现任何情况而需要采取行动时,他就是那个可以代表白宫说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