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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落寞的齐格勒（第1页）

第十章落寞的齐格勒

在尼克松执政时期，新闻秘书罗纳德·齐格勒在水门事件中的表现另人印象深刻。他称这次事件为不入流的盗窃行为，然而就在十个月以后他又不得不否认了这一说法。当被问及是否参与了这次拙劣的事件时，他曾经29次拒绝对此事发表任何评论。他还把国会的弹劾听证会比喻为“非法法庭。”

在尼克松时期，新闻秘书与新闻媒体之间的关系是有史以来最为紧张的。一位记者曾经说过皮埃尔·塞林格的最大特点是笑里藏刀，齐格勒却并能做到他那样圆滑。他是水门事件调查过程中最大的障碍。

但是，在1968年的总统竞选活动中，他却给人们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在进入白宫以后，他可以很快地掌握记者们的意图，并且成为各大报纸的风云人物。当时有很多文章都把他描述成一个拥有少年般迷人微笑的新闻秘书。

1939年，这个声音沙哑，头发黑亮的年轻人生于肯塔基州的俄亥俄河镇。在迪克西（Dixie）高中时他是一名跑步健将，后来和他最喜欢的拉拉队队长结了婚，并且赢得了辛辛那提的泽维尔大学的足球奖学金。后来，由于他的父亲得到了升职的机会，被麦格那斯金属（Magal）公司派到洛杉矶工作，他也就跟着来到了西部。在南加州大学上学时，他曾经通过组织新闻媒体报道南加州大学小姐选拔大赛而初次接触到公共关系这一领域。而在1960年的总统大选时期，当两位候选人——民主党的肯尼迪和共和党的尼克松——进行校园巡回演讲时，他又得到了一次展示自己的机会。他利用三个暑假的时间在迪斯尼乐园里驾驶“丛林巡游艇”，每天要来回33次，同时，他还告诫乘客说：“岸上的土著人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杀了你们。”

当他以市场营销学这个专业从南加州大学毕业以后，他被普劳科特盖博（Pramble）公司录用，并且在销售部任职，这是一个很多人都梦寐以求的职位。三周以后，他得到了一个为共和党的新闻部门工作的机会，并且在萨克拉曼多的州议会大厦里拥有一个办公室。齐格勒回忆说：“普劳科特盖博的每个人都无法相信我的做法，但事实上我确实那样做了，而且成为改变我人生的转折点。”他说他从来都没有后悔过。后来，齐格勒在洛杉矶成为共和党的新闻协调人。他的顶头上司是原来一家报社的主编赫伯·克雷恩（HerbKlein），他们在南加州大学时就已经认识了。

在尼克松惨败的1962年大选中，齐格勒还是个下级助手，只负责一些分发新闻稿等打杂性质的工作。大选结束后，他在沃尔特·汤普森广告公司的洛杉矶办事处为竞选活动主管海德曼工作，他负责迪斯尼乐园和水上世界的帐目管理。当海德曼在1968年尼克松竞选总统时被调走以后，他让齐格勒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对外发言人，不过是在克雷恩的监督下。尼克松后来回忆说：“齐格勒是一个工作能力极强的人，但却不是一个出色的筹划者。”

大选过后不久，尼克松的一个助手告诉记者说，总统不再依照传统习惯设置新闻秘书这个职位。因为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担任副总统的他认为海格蒂作为一个新闻秘书过多的干预了行政工作。他认为自己就可以担任新闻秘书。齐格勒最初被称为“总统助理”或是“发言人”但是在后来的就职典礼上，他还是被称为新闻秘书。他拥有一间很大的办公室，并且每天都要做一些简短的声明。而克雷恩则被派到新成立的通讯办公室任主管。

克雷恩说他的工作就是负责协调政府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往来，与那些不在华盛顿的新闻机构打交道，他是一个总发言人，尤其是在电视上。就像厄尔利和塞林格一样，他总是随自己的心意任命官员，而且都是各信息部门的高层职位。舆论则认为实际上他是暗升明降，而且早已被踢出了决策层。后来克雷恩逐渐在白宫中失去了地位并于1973年年初提出辞职。

齐格勒是个很机灵并且迷人的新闻发言人，他很懂得怎样与记者周旋。但是他缺少新闻工作者的经验，所以他又任命杰拉德·沃伦为他的助手，沃伦是圣地亚哥联盟的助理编辑，他们是在竞选活动的行程中认识的。沃伦的主要工作就是为齐格勒的发言挖掘新闻素材。他的办公室就设在新闻发布厅的外面，而且门总是开着的，齐格勒办公室的门却总是关着的。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说：“他是个有耐心并且很热情的人，尽管他的话并不多。”

齐格勒在他的办公室里铺着深品蓝色地毯，并且有沙发，舒服的座椅，书架，还有一个带银质接收器的电话。此外，他还拥有一部可视电话，他可以通过这部机器打电话给亨利·基辛格这些人，并且可以看见与他通话的人。记者们之所以要追踪他是因为他可以接近总统。但是记者们对他所说的话并不是很在意。“齐格勒主义”和“对齐格勒说”已经成为了新闻界的专有词汇，而且后来还成为水门事件中“障碍”的同义词。他常说：“我会对真实的事件保持绝对的忠诚。”当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时，与约翰逊时期的乔治·利迪在面对这样的情况时喜欢研究他的桌面或是记者的鞋子一样，他也会有一些小动作，那就是他经常会缩拢着嘴唇拼命地吸着香烟。有一次，由于淋浴出现了故障，水一会儿凉一会儿热，他愤恨的骂道：“天啊！这跟每天的新闻发布会差不多！”

新政府在处理与媒体的关系问题上的最初几个举措之一就是试图把新闻组织从白宫中清除出去。第一个计划就是把原来的行政大楼第一层里的新闻办公室通过地道与白宫西翼连接起来。白宫新闻组织的主管，合众国际社的马里曼·史密斯说他的同事们对这一举措感到十分的愤慨。当齐格勒极不情愿的递交给史密斯关于在面向宾夕法尼亚大街的草地上建立一个新闻办公室的建议书时，这个经验丰富的老手觉得这个建议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他还提出齐格勒最好与艺术品收藏委员会协商一下。而委员会的威廉·沃尔顿则说他们是绝对不会批准这样“胡闹的行为”的。新闻办公室就设在尼克松用来接待访问者的休息室旁边，他对周围吵闹的环境十分不满。所以他就下达了一项命令，把所有的新闻工作者全部转移到白宫西翼。这个地方有一个游泳池和桑拿浴设施，三个按摩室，几个狗窝，以及一个花房，这些都是罗斯福总统执政时期的设施。后来尼克松总统曾经带着史密斯和其他两个工作人员来参观此地。海德曼在日记中写道：“这已经成为一个既定的事实了，只是还有一些细节问题有待解决罢了。”

1973年4月2日，这个耗资50万美圆的新闻总部正式成立。他取代了罗斯福时期的9个小办公室和23张办公桌，现在他们拥有40张写字台，几个用玻璃搭建的办公室，以及12个广播室。在这些地方与新闻办公室之间有一个新闻发布室，在那里新闻发言人可以站在一个讲台上发表演说，记者们则再也不用围在他的办公桌前提问了。这个办公室中有四张米色的沙发，许多伊丽莎白时期的直背式靠椅，并且装饰着淡黄色猎号状灯。此外，室内还配备了音乐播放设备。一位学者曾经写道：“这就像是一个装饰华丽的高级太平间。”尼克松曾经想把这个房间命名为“马里曼·史密斯新闻休息室”，但是这个名字并没有被沿用下来。将来或许会有些变化，但是至少是在五个新政府执政以后。

很多新闻工作者对于搬入新居并没有太多的不满，只是对于失去了那个十分有利的“战略通道”感到有些惋惜，因为那个“通道”可以很方便的获取总统及其来访者的消息。后来，在福特担任总统时期，记者们仍然守侯在白宫西翼的办公室里等待着总统的接见，但是即使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在后来也被禁止了，因为一些官员抱怨说这些记者经常采访或是偷听他们以及他们的访客。

在新总统刚刚就职以后，一场“**”总统的好戏就上演了。因为尼克松总统是个很不善言辞的人。在上任五天以后，白宫总参谋长海德曼指示演讲稿撰写人帕特·布坎南（PatBu）记录下总统在与立法者的会议中任何不恰当或是不正常的言辞。四天以后，不出海德曼所料，总统便要求把所有每日新闻摘要中言辞最辛辣尖锐的报道拿给他看。

在尼克松上任第一年的7月份，他让齐格勒告诉专栏作家们，“总统现在是戴维营球戏俱乐部的常客，他的平均成绩为130分到140分，最好成绩可以达到204分。”

1969年，海德曼召开多次会议与克雷恩和齐格勒一起讨论如何改进总统的风格与形象问题。

据说，总统要求这种搜集逸事的官员参加每一个他在场的会议。然后这个“官员”就会立即把这些他搜罗到的各种消息递交给齐格勒或是沃伦，再由他们告诉记者。通常在这些报道中会包含搜集逸事的官员是怎样把消息透漏给记者的，如：在第二天与记者午餐时不小心透漏了消息。演讲稿撰写人威廉·塞泰尔作为一名出色的逸事搜集者，经常被邀请出席内阁会议和一些重大的活动。直到1973年年初，他离开白宫以后，这个计划才停止。齐格勒对这个计划越来越感到反感。海德曼则认为这其中有一个根本的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这个计划是否值得继续做下去。

事实上，这个计划是不可行的，帕特·布坎南曾经说新闻界报道的每一个花边新闻可能就与“**”总统有关。齐格勒告诉布坎南说那些传递给新闻办公室的总统逸事不仅仅是为了说明尼克松是个多么有趣的人，而是要告诉大家他的助手们为了改变他的形象而做出的努力。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鲍伯·皮尔鲍特说：“在白宫的广播室里一共有22位设计师为白宫的全体官员设计形象。他在《华尔街》中写道：“这个**总统的计划并未起任何的作用，尼克松根本就不是一个幽默轻松的人……”

齐格勒以及他的下属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反对海德曼对新闻媒体的操纵了。齐格勒说：“我们已经好多次都拒绝了上面传达下来的指示。”

为了得到那些公开反对他的记者的名单，尼克松指示他的得力助手约翰·厄里克曼不要去理会齐格勒和克雷恩的反对。他还下令不准白宫的任何一位官员与《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交谈，他说：“尽管齐格勒和克雷恩会反对，但是我还是会这样做的。”由于《邮报》的一位编辑曾经得罪了他，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时，《华盛顿邮报》仍然被排除在外。

当美国广播公司的汤姆·杰瑞尔指责白宫在学校内部废除种族歧视的低调处理时，齐格勒告诫海德曼说不要认为杰瑞尔的观点代表了整个新闻界的态度，这其中的深层含义还需要进一步的思考。

齐格勒拒绝了尼克松总统关于要缩短拍照时间的建议。还反对布坎南提出的关于在记者招待会举办前几个小时才通知记者的建议。

在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副总统阿格纽因发表了一次针对媒体的演说。他说新闻媒体应该具备的那种单纯的中立性质的信仰已经不存在了。后来，齐格勒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阿格纽因所说的都是代表他自己的观点，而且总统也不会在这点上限制他。然而，他却在背后刻意颠倒阿格纽因的用意。他对海德曼说：“他的演说在语气上是防御性的，消极的，但却充满了看似合理的种种理由，这些理由甚至可以用来反对整个政府以及总统本人。”他还说一个虽然有思想性，但却不具备煽动性和敌对性的演说是十分必要的，虽然它并不是最根本的。他认为如果在政府与新闻媒体之间存在着一种健康的，富有创造性的关系的话，则必将带来双赢的结果，并且应本着对事实负责的精神来服务于人民。海德曼说阿格纽因最终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他是不会理会齐格勒或是克雷恩的。

霍夫·西尼在他的专栏中称尼克松在可信性方面存在问题，这主要是由他在言语上的疏忽和傲慢自大的态度引起的。这使得海德曼感到很焦虑。齐格勒对此回复道：“西尼先生是一个非常敏感，尖锐的人，而且我认为每一位白宫工作人员在读过西尼先生的文章以后都会对他刮目相看。也许我们稍微转变一下态度就会在将来消除这种诋毁总统的行为。”

这个190磅，6英尺高，并且被特务机关称为“捕鲸船”的新闻秘书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他绝对地忠诚于尼克松总统。当总统想要撤掉加利福尼亚州和佛罗里达州的政府资助的命令遭到反对时，他说：“这样的怨言与美国人民所期望的生活背道而驰。”此外，他工作非常勤奋，可能比那些诋毁他的人更勤奋。杰瑞·沃伦说：“在新闻办公室工作比在任何一家报纸工作都要苛刻。每天早晨六点半，他都要从他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的家中出发，跳进他从白宫车辆调配场得到的那辆黑色克莱斯勒纽约人汽车，并且读各种各样的报纸，有《华盛顿邮报》，《巴尔的摩太阳报》，《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以及总统的新闻摘要。他在汽车里看报纸，在办公室里看大约40页油印的新闻摘要，还要在一个黄色的便笺簿上做记录。他在八点十五分时参加全体工作人员会议，然后开始打电话给内阁成员和白宫的专家们，或者是到总统办公室与总统核对一些事情。他在每天上午11点和下午4点召开新闻发布会，通常都会穿兰色的套装和彩色的衬衫——这与死板的海德曼以及其他工作人员的白色衬衫有些格格不入。

他说：“我们认为我们的职责就是直接代表总统发言，而且我们必须保证可信性和正确性。但是很显然，在水门事件中，我们由于传达了错误的信息而失去了这一切，包括我们的政府。”

甚至在水门事件发生之前，许多记者就已经注意到了齐格勒在回答问题的时候用了很多诸如：“据我所知，”或者“我不会回答那个问题。”的话语。一个通讯社记者曾经说：“我并不指望从他那里能够得到什么，所以我没有失望。”另一个记者说：“考虑到他曾经做过广告，如果我是总统的话，我也会让他来做我的新闻秘书。”

除了新闻记者以外，齐格勒对停车位一事也很在意。当比尔·劳伦斯先后为《纽约时报》和美国广播公司工作时，他在西行政大街上拥有一个停车位，距新闻发布室只有几步之遥，这是出于对他的健康的考虑。当劳伦斯离开以后，美国广播公司把这个车位留给了健康状况良好的汤姆·杰瑞尔。哥伦比亚公司的皮尔鲍特和国家广播公司的理查德·瓦勒瑞尼只能把车停在较远的地方。对此，他们感到十分不满，并且要求拥有一样的待遇。当新闻秘书得知此事后，并不十分在意，而且，事情也没有发生什么根本的改变。

尼克松在他的文集中清楚地表明了他对新闻媒体的态度：

“我知道，作为总统，我与新闻媒体之间最好是能够保持一种平等的关系，虽然这并不容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的工作者，电视新闻工作者，新闻事业主管，专栏作家以及新闻决策者，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自由主义者，而我却不是……所以我把那些新闻媒体中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大多数人看作是我的对手。”

这样的一种观点反映了他对媒体的那种极端敏感的态度。当他在1969年8月访问马尼拉时，新闻记者对他的表现给予的评价是：“虽然友好，但却过于拘束，”不如1966年约翰逊访问时那样热情。尼克松后来对齐格勒说，这根本就是一个故意设下的陷阱，目的是想要羞辱他。

还有一次，海德曼让齐格勒比较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的总统封面照片，并且认为美联社的编辑也想故意“整我们”。

白宫参谋长一直坚持让新闻记者参与空军一号的每一次行程，而且，尼克松也亲自批准了大约80位记者跟随他在中国的访问。在临行三个星期以前，海德曼告诉齐格勒说，在总统对随行人员的名单做最后的核实以前，不要把总统的行程透漏给任何新闻媒体。这个名单中排除了《波士顿环球时报》和《今日新闻》，因为他们以前曾经对白宫大加指责。《华盛顿邮报》则不顾总统的反对仍然参加了这次访问活动。齐格勒说，其他的报纸得以通过主要是因为他们以前并没有经常地大肆批评白宫政府或是总统本人。

尼克松在佛罗里达州的基比斯坎渡假的一个月期间，一直都很担心齐格勒是否编出了有关他多么勤奋工作的文章以做掩饰。海德曼把总统的焦虑写在了日记中，并且把它转告给了新闻秘书，但他还是不断地抱怨说报道的力度不够。他曾经核查了齐格勒一个月内的所有新闻演说稿，却只在一次演说稿中发现了赞美总统勤奋工作的暗示性言辞。约翰·厄里克曼说，事实上，总统在基比斯坎时很少讨论国家大事，他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和他的朋友叙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