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利托的健康女神
如果你一直很关注拳击界的赛事记录,那么九十年代初的这么一件事你就会记起:一个卫冕冠军和一个“冠军挑战者”在国境界河的外国一侧交了手,但是比赛只进行了一分零几秒就结束了。这么短暂的比赛没能让人看到真正的比赛所应有的激烈对抗。尽管报道人员极力夸大其词,但不论怎样报道,有关赛况的实际评论仍少得可怜。卫冕冠军轻而易举地击败了对手,接着转过身去对观众说:“我知道我一拳就足够让那个家伙变成僵尸了。”接着像桅杆似的一伸胳膊,让人替他摘下拳套。
由于这件事,穿着漂亮马甲、打着花式领结的男人整整一火车,赛后第二天一大早就在圣安东尼奥车站从他们乘坐的普尔门式车厢里懊恼地涌出来。也由于这件事,“蟋蟀”麦圭尔倒了霉,他从车上跌跌撞撞地下来,一屁股坐在站台上,他支持不住了一阵圣安东尼奥人非常耳熟的激烈咳嗽。这时,在迷幻的晨光中,走过来纽西斯县的牛场主柯帝斯·雷德乐,量一量他的身形不下于六英尺二。
这位牛场主这么早出来是为了赶南行的火车回农场去。他停在那位体育灾民身边,操着当地口音拖着长声善意地问道:“伙计,情况严重吗?”
“蟋蟀”麦圭尔,是一位次轻量级职业拳击手,赛马预测人,骑师,赛马迷,赌斗全能和各种骗术的行家里手,一听到“伙计”这个不客气的称呼,他好斗地抬起了眼睛。
“走开,”他嘶声说,“我可没叫你来这儿,电线杆。”
又一次猛咳袭击了他,他蹒跚的走过去在一只行李箱上就近靠着。雷德乐耐心地等待着,同时向挤满站台的白礼帽、短大衣和粗雪茄们扫视着。“你是北方人,对吧,伙计?”他等对方喘过一口气来时问道,“来看比赛?”
“比赛!”麦圭尔嚷起来,“只不过是抢墙角游戏!简直是一针皮下注射。他被打了一拳就会像注射了一针麻醉剂一样死过去,门口连墓碑都不用竖。这算什么比赛!”他清了清嗓子,咳嗽着继续说,他不一定是在对牛场主说话,只是想倒出心中的烦恼。“本来我绝对是有把握的,可现在结束了;就是拉塞·塞奇来了他也能够珍惜这个机会的。我下注押到从科克来的那个家伙身上,以五赔一的倍率,但他没能坚持三个回合。我把最后一分钱都押在上面了,我都闻到第三十七街吉弥·德莱尼昼夜酒馆里垫酒箱的锯末味,我正准备把它买下来呢。可是——唉,我说电线杆儿,这种把所有的钱全部一次下注的人真是愚蠢极了!”
“你说得太对了,”大个儿牛场主说,“尤其是输得什么都不剩的时候,老弟,站起来,快去找一家客店住吧。你咳嗽得挺厉害。很长时间了吗?”
“肺病,”麦圭尔明智地说,“我得了肺病。医生说,这样下去我只能坚持六个月——也可能一年。我想安下心来好好治病。这可能就是我为什么要以五赔一下注赌一赌的原因。我已经攒了一千块钱。假如我赢了,我就买下德莱尼的酒店。谁能料到那个该死的在第一回合就被打败了呢——你倒说说看?”
“事情不顺利,”看着麦圭尔的单薄身子蜷缩着靠在行李箱上,雷德乐评论道,“但是你还是应当去旅店休息休息。曼杰旅馆在那边,马维利克旅馆,还有——”
“还有五马路旅馆和瓦尔道夫·阿斯多利亚旅馆,”麦圭尔用他的语气揶揄道。“我跟你说过,我没钱了。我便成了乞丐。我就剩下一个钱了。可能去欧洲旅馆,或者乘我的私人游艇去航海更加适合我——报纸!”
他给了报童一毛钱,买了份《快报》,背靠着行李箱阅读起来。不一会儿,他就报纸所渲染的与他的滑铁卢之败有关的报道深深吸引了。
柯帝斯·雷德乐看了看他的大金表,将手放在在麦圭尔的肩上。
“跟我来,老弟,”他说,“我们还有三分钟就得上火车了。”
看来,麦圭尔的本性就是挖苦人。
“一分钟以前,我跟你说过我没有钱了。你没见我拿赢来的筹码兑换现金,我也没有时来运转,对吧?朋友,去关心你自己的事情吧。”
“去牧场吧,”牛场主说,“在病好之前都待在那儿。不出六个月就让你变个样子。”他一只手将麦圭尔抓起,拖拉着他朝火车走去。
“那么钱呢?”麦圭尔说,想摆脱又力不从心。
“什么钱?”雷德乐不解地问。他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但是互不理解。他们就像斜齿伞式齿轮般接触——直角啮合,向两个轴向运转。
在开往南方的火车上,看着这两个人坐在一块儿却格格不入,乘客们都觉纳闷。身高五英尺一的麦圭尔,长得既不像横滨人又不像都柏林人。圆眼睛亮亮的,瘦刀脸尖下颏,疤痕满脸,一副凶恶却又百折不挠的样子,这一切都使他看上去像一个大黄蜂式的格斗士。这种人让人觉得既熟悉又陌生。雷德乐却是在不同土壤中的生长的产物。六英尺二的身高,肩宽背厚,他的性格坦率真诚又明澈如小溪。他这种类型代表着西部和南部的结合。很少有能描绘出他这种艺术形象来的人,因为艺术展台太小,而且在得克萨斯电影是鲜为人知的。描绘雷德乐这类人的肖像唯一可能的媒介就是壁画——雕在高处,质朴的性质,凝重的材料,没有边框。
沿着国际干线他们向南疾驰。一眼望去,广袤的绿色草原上,一丛丛茂密的树林在点缀着。这就是牧场,是管理牛群的帝王的领土。
麦圭尔缩在座位的一角,听牛场主谈话却带着百般的疑虑。把他带走的这个大个子究竟在想什么呢?利他主义?麦圭尔尚不敢这么猜测。“他并不是农民,”这位俘虏想,“他也肯定不是骗子。他究竟在想什么呢?既然卷进来了就走着瞧吧,蟋蟀,看他能把我怎么样。反正你便宜不了他。你身上只有一点钱和重度的肺病,你最好少下点注。少下注,看看他究竟要做什么。”
在距圣安东尼奥一百英里的林康站他们下了车,又坐上等在哪儿来接雷德乐的四轮马车。他们坐着这辆马车从车站到目的地行了三十英里。这段行程足以唤起麦圭尔被绑架和为自己赎身的意识。平稳流利的马车经过一片令人赏心悦目的大草原。那对儿西班牙种小马轻快地不知疲倦地一溜小跑着。有时候,他们放开四蹄飞奔一阵。野花的芳香飘散在草原的空气中,吸一口空气,如同喝了美酒甘泉,一股香甜沁人心脾。没有道路了,四轮马车仿佛游弋在一片航海图上未标出的绿浪翻滚的草海上,由富有经验的雷德乐掌舵;在他看来,每一簇远处的小丛林都是一个路标,每一片起伏的小山包都是方向和距离的标的物。可是麦圭尔却仰身靠着车厢,眼睛只能看到一片荒野,带着阴郁的疑惑接受这位牛场主的运载。“他要做什么?”这个疑问一直是他的思想上的负担;“这个大家伙得了什么宝货去卖吗?”麦圭尔衡量地平线和苍穹下的四野,只能用他惯常走的城市街道的尺度来。
一周前在草原上骑马驰骋时,一只被遗弃的乱跳乱叫的病牛犊被雷德乐发现。他不用下马就把这不幸的小东西抓上马鞍,带回来丢在牧场场院的地上,派了几个伙计照顾它。麦尔不可能知道,也不可能理解,对于牛场主来说,他就像这个小牛犊一样需要帮助。一头牲畜害了病无人照管;而他有给予帮助的能力——这是牛场主这样做的基本动因。他的逻辑体系和信条由这些构成。麦圭尔是雷德尔第七个凑巧在圣安东尼奥碰到并带回来的病人。据说那个城市有益健康的空气弥漫着,成千上万人便拥到那里去呼吸而流连忘返。他们当中的五人还曾经是索利托牧场的客人,直到疾病被治愈或大有好转,才心怀感激地离去。一个来得太迟了,但终归在花园中的拉塔马树下了安详地长眠了。
所以,当载着这个虚弱的被保护人的四轮马车飞驰到门口时,雷德乐像抓一团破布似的把他提起来放在走廊里的时候,牧场里的人们一点都不惊奇。
麦圭尔看着陌生的周边事物。牧场的院落是当地最好的,从一百英里以外运来砌墙的砖。不过房子都是平房。泥土地面的回廊在四个屋子外围。堆放着的马具、狗具、马鞍、马车、枪支和牛仔们的装备,使这位大都市来的落魄运动家觉得很碍眼。
“好啦,我们到家了。”雷德乐高兴地说。
“这是个,咳,咳,鬼地方。”麦圭尔不高兴地说,一阵咳嗽憋得他在走廊里满地乱滚。
“我们会使你觉得舒适的,兄弟,”牛场主和蔼地说,“屋里的条件并不好;但是屋外的旷野对你的健康很有好处。你就住里面这间屋。你尽管提出要求,我们会尽力的。”
麦圭尔由他带领走进最东头的房间。地面是光秃秃的地板,很干净。白色窗帘被来自海湾的风透过敞开的窗户吹得来回摆动。屋子中央摆着一把柳条大摇椅,两把直背椅子,一张长条桌,报纸、烟斗、烟叶、马刺和子弹袋被随意地堆放在桌子上。墙上挂着几只制作得很好的鹿头和一个硕大的黑野猪头。一个墙角摆放着一张宽大的帆布凉床。在纽西斯县的人看来,接待王子也不过用这样的房子。可是麦圭尔却只是朝它撇撇嘴。他从口袋里拿出那枚镍币,旋转着抛向天花板。
“你觉得我说自己没钱是在骗你,是吗?哎,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搜我的身。这是我口袋里最后一枚。谁来付账呀?”
这位牛场主用清澈的灰眼睛从灰白色的眉毛下面凝视着那位客人金橘般的眼睛。过了一会儿,他直接而又礼貌地说:“如果你不再提钱的事,我会感激万分的,兄弟。一次就足够了。那些被我带到农场来的人不用花费一分钱,他们也很少有人提到付钱。半小时之后晚餐就会准备好。水壶里有热水,走廊上挂着的红水罐里有凉水,可以饮用。”。
“铃在哪儿?”麦圭尔四下里寻找着问。
“要铃干什么?”
“我拿东西要用铃召唤人呀。我可不能——瞧吧,”虚弱的他突然怒吼起来,“我根本没让你把我带到这儿来。我也从没截住你要过一分钱。又不是我主动开口跟你说我的倒霉事,是你先问我的。我在这儿离旅店招待和鸡尾酒有五十英里远。我有病,我动不了。见鬼!我身上没有一分钱!”麦圭尔扑到**,浑身颤抖着抽噎起来。
雷德乐走到门口去喊人。很快走过来一个二十来岁,细长身材,精神饱满的墨西哥青年。雷德乐冲他讲着西班牙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