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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打落牙齿也要把血吞了（第1页）

5。打落牙齿也要把血吞了

曾国藩（1811～1872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从湖南双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介书生入京赴考，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紧接着因母丧返乡，恰逢太平天国巨澜横扫湘湖大地，他因势在家乡拉起一支特别的民团湘军，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而为没落、衰败时期，在这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从而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毛泽东直到晚年，仍称曾国藩是“地主阶级中最厉害的人物”，并“独服曾文正”。

人并不是孤立地立于大千世界中，人与人之间、人与事之间、人与物之间必定都经历着各种各样的遭遇。而在每一种境遇中选择何种生存之道，都将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以后的命运。曾国藩怎样由一介书生而成为一个统领群伦的“中兴”名臣?如何把局面做得越来越大，以至连皇帝都惧怕他三分。这便要归功于他的生存之道，曾国藩一直以隐忍克制的心态在官场中立足，他的生存之道正可谓是增一分太多，减一分太短，恰到好处。

为保持自己来之不易的功名富贵，他事事谨慎，处处谦卑，称自己“平日最好昔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因为月盈则亏，日中则昃，鲜花完全开放了，便是凋落的征候。因此，他常对家人说，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以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此外，他“常存冰渊惴惴之心”，认为为人处世，必须常常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时时处处谨言慎行，才不致铸成大错，招来大祸。他非常善于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他从31岁的十月初一那天起，便给自己订了个“日课册”，名之曰《过隙集》，天天从灵魂深处检醒自己。他曾经说道：“余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炼，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还有，他始终认为：“天地间唯谦谨是载福之道。”他深刻指出：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奴享受，则当谦退。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长久。”几个谦退把曾国藩一生的隐忍克制心态全然道出。

道光年间，曾国藩身处社稷，却魂绕家园，信函一封接一封地寄回湖南湖乡曾宅，给家人敲警钟。自己虽身为皇上侍讲学士，能通天了，深恐老父在家乡卖人情，诫以“莫管闲事”，嘱其谢绝一切请托。一旦听说“父亲大人近来常到省城县城”替人说情，就赶快提醒他：“此是干预公事!”

曾国藩一生志在功名。功与名，是曾国藩毕生所执著追求的。他认为，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在同太平天国的征战中，曾国藩率领湘勇攻克武昌、汉阳，立下赫赫战功，咸丰帝一道圣旨，任命曾国藩为署理湖北巡抚。曾国藩接旨后，心里还不太满意，觉得与他的赫赫战功不相符，但毕竟还是一个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心里也还能平衡。可是，最后咸丰帝连这点小小的平衡也没给曾国藩。十天后，曾国藩又接到咸丰帝的第二道圣旨。这第二道圣旨免去了曾国藩的湖北巡抚的职务，赏给他一个兵部侍郎的头衔。咸丰帝的两道圣旨，对曾国藩是不公平的，而且是一道比一道不公平。这样对待战功赫赫的湘勇统帅，其中的缘由颇令人费解。

于是曾国藩派心腹康福，秘密进京探听消息。一打探才知道原来曾国藩的赫赫战功，获得的不是赞扬，不是奖赏，而是猜疑和不信任。皇帝周围的人出于对曾国藩的妒忌，便不断地对咸丰帝进谗言，大学士祁隽藻对咸丰帝说：“曾国藩不过是一在籍侍郎，犹匹夫耳。匹夫居阊里，一呼百应，恐非朝廷之福。”“现曾国藩的勇丁已达二万，勇由将募，将听曾国藩之令，这两万人马，已变成听令于曾国藩一人之令的军队。皇上想过没有?现在再授曾国藩巡抚之职，握有地方实权，后果将会如何?”

面对着这种不公，曾国藩的恩师前任军机大臣穆彰阿却送给曾国藩一张条幅，上书“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八个大字。曾国藩看后，倒抽了一口冷气。曾国藩指挥湘勇，一举攻克武昌、汉阳，这是太平天国军队从广西北上以来，清政府的一次大胜仗。按常理，曾国藩是大功臣。然而，曾国藩的恩师穆彰阿非但没向他表示祝贺，反送来了一幅这样意味深长的条幅。对此曾国藩心领神会，从不把一时的荣辱放在心上，以“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的气慨和胸怀承纳了这个不公。

为了实现建盖世功勋，做非常之人的理想，他忍辱负重，含辛茹苦。在长沙训练湘勇什么苦都能忍受下来，因为他心中有建盖世功勋，做非常之人的远大理想。北伐初期，长沙两战两败，差点全军覆灭，这时，曾国藩觉得建盖世功勋，做非常之人的理想无法实现，于是，对人生彻底丧失信心，准备跳湘江一死了之。后来湘潭之战，稍微稳住了战局，曾国藩建盖世功勋，做非常之人的理想，又有了希望，于是，曾国藩人生的希望之光又升起来了。想到建盖世功勋，拜相入阁，做非常之人的理想，曾国藩就为之兴奋，就有了精神。

在曾国藩的人生字典里，只有建“盖世功勋”四个字。为了建盖世功勋，他可以委曲求全，可以打脱牙往肚里吞。曾国藩的心血没有白费，湘勇终于攻克了金陵，曾国藩和他的曾氏兄弟终于建立了盖世功勋，贯穿曾国藩一生的梦想实现了。曾国藩日夜都想建盖世功勋，日夜都想封侯晋爵，然而，当这一切都成为现实时，很快就成了三分欣喜七分忧愁。清王朝封官晋爵的圣旨下来，湘勇人人有赏，个个不缺，正当全体湘勇感受皇恩浩**，普天同庆时，另一道批评湘勇的圣旨又来了。曾国藩一天接到两道内容相差甚远的圣旨时，一夜都没睡觉。随后紧跟着一连串与金陵之捷有关的事情，都使曾国藩心惊肉跳。

原来十多天里，清朝廷就收到了十多封奏折。这些奏折都提醒清朝廷防备曾国藩。对于这些曾国藩又一次忍了，而后就有了曾国藩弟弟，攻克金陵的大功臣曾国荃自动辞职，请求回原籍养病；有了曾国藩被迫大规模裁减湘勇的决定。这些难题，对曾国藩来说，一个个都比攻克金陵前的难题棘手。这时的曾国藩完全没有建盖世功勋，封侯晋爵，做非常之人的喜悦，有的只是彻夜难眠，忧心忡忡，时刻担心不测之祸临头。

当然造成这种局面虽然并不是曾国藩自身的原因，但是每日三省悟身的曾国藩还是做了深刻的自醒。他意识到尽管他尽量收敛自己身上的锐气，尽量低调，保持隐忍克制的心态，但是回想当年，他毕竟年轻气盛，血气方刚，加之一路顺风，平步青云，身居要职可以一呼百应，因此有时候会露出一些傲气。咸丰初年，他在长沙办团练，也动辄指摘别人，尤其是与绿营的斗法，与湖南官场的不合，想起在南昌与陈启迈、恽光宸的争强斗胜，这一切都是采取儒家直接、法家强权的方式。虽在表面上获胜，实则埋下了更大的隐患。此次反省之后，使曾国藩进一步悟出了一些在官场中的生存之道：“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他总结了这些经验和教训之后，便苦心钻研老庄道家之经典，潜心攻读《道德经》和《南华经》，经过默默的咀嚼，细细的品味，终于大彻大悟，悟出了为人处世的奥秘。老子认为“柔胜刚，弱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尘世间许多棘手的事情，既然用直接的、以强对强的手法行不通，而迂回的、间接的、柔弱的方式却可以达到目的，战胜强者，且不至于留下隐患，为什么不采用呢?其实，这个曾国藩早就懂，只是他一贯奉行儒家思想，以刚克刚，把道家思想视为异途，男子汉大丈夫，要建功立业，怎能学消极遁世的老庄思想呢?此时，曾国藩悟出的不仅仅是大柔非柔，至刚无刚的道理，而是悟出了一个新的思维方式，即孔孟和老庄并不对立，入仕出仕相辅相成，互为补充。这样既可以建功立业，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又可保持宁静隐忍的心境。

同治元年，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三千里长江水面，迎风招展的全是“曾”字帅旗。作为亲率三四十万人马的湘军最高统帅，他丝毫没有飞扬跋扈、洋洋自得之态，反而处处小心，慎之又慎。常诵的格言仍是“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常求的境界是“花未全开月未圆”。对待同僚及下属都注意处处谦让；对手中的权力，也常常辞让。身为三军统帅，能有如此胸襟，亦不是等闲之辈了。曾国藩如此稳慎如此谦恭，终能善始善终，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曾国藩功成名就之时，其弟及儿子在荷叶家乡建富厚堂以作“终老林泉之所”，后来听说工程巨大，花费极多，吓得他从不敢进富厚堂的大门。此后十多年，一直住在他的总督府，直到死在任所。他写信严责弟弟及儿子费钱太巨，“余生平以大官之家买田起屋为可愧之事，不料我家竟尔行之。……用财太奢与我意大不相合。”并以此“深为浩叹”。并写信告诫纪泽儿：家中新居富厚堂，莫作代代做富之想。“门外挂匾不可写‘侯府’、‘相府’字样。”在那绵延数百里山谷之间，广大老百姓都是低矮的茅屋，独有富厚堂金碧辉煌胜似皇宫，因而曾国藩考虑再三，他坚持不回故居了，故居留给他妻子、儿子、媳妇、孙儿、孙女们住好了。

曾国藩以平凡的资质，成就了非凡之功。知其难为而为之，靠的正是坚忍之性，修身齐喙，才终于保全“金身”。

[点评]

“打落牙齿和血吞”原来是战争中的一种心态，却被曾国藩引为其为官处世的生存之道。常言为官有三忌：忌功高震主；忌权大压主；忌才大欺主。因此，要在官场中立于不败之地，作为臣子就切勿锋芒太露，纵使有再多的不公，也要学会隐忍克制，这样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