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笔记本上也有苯环?”白明熠问。
江维文低头看了一眼封面。“嗯。画了很久了。”
白明熠没有再问。他把竞赛题集翻到下一页,继续做。江维文站在他桌边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回自己的座位。
教室里又安静了。只有翻书声,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和窗外越来越响的虫鸣。四月底了,虫子开始叫了,一声一声的,不急不慢。白明熠以前觉得那些声音很烦,但现在他不觉得了。也许是因为他不是一个人听着那些声音。
他做完一套题,对了答案,全对。他把题集合上,靠在椅背上。他看了一眼前排。江维文还在做题,低着头,笔尖在纸上匀速移动。他的坐姿很直,不像白明熠那样趴着,也不像石磊那样歪着。他像一棵树,安静地长在那里,不偏不倚。后脑勺的头发散在领口上,有几缕搭在校服上。从白明熠的角度看过去,能看到他的肩膀、手臂、手肘、手腕。手腕上什么都没有。干干净净的。
白明熠低下头,看着自己的右手腕。校服外套的袖子遮住了绷带,但遮不住那种勒紧的感觉。他把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微微蜷着。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坐在这里。他本来可以回家的。回家也是一个人,坐在桌前,对着那盏台灯和那个玻璃罐。但他没有走。他坐在这里,听着前排的翻书声,做着那些他闭着眼睛都能做对的题。他不知道这算什么。不算辅导,不算陪伴,不算任何一种他认识的关系。但它在那里。
就像那个苯环。他画了一个,江维文也画了一个。不是商量好的,不是谁学了谁。就是各自画了,然后发现对方画的跟自己一样。他说不清这算什么,但他知道这不是巧合。
他又做了一套题。做完之后,他抬起头,发现江维文已经收拾好书包,站在他桌边。他的头发还是散着,前发垂在鼻头,书包背在肩上,拉链拉得严严实实。
“走了。”江维文说。
白明熠看了一眼墙上的钟。快十点半了。他站起来,把桌上的东西塞进书包,拉上拉链。
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出教室。走廊里很安静,只有他们的脚步声。路灯从窗户照进来,把地面切成一块一块的光影。白明熠走在前头,步子不快不慢。江维文跟在他后面,保持着两三步的距离。白明熠能听到他的脚步声——不急不躁,每一步都很稳。和以前一样。
走到一楼的时候,江维文推开门,夜风涌进来,带着青草和泥土的味道。四月底的风已经不凉了,吹在脸上温温的,像有人用手掌轻轻贴了一下。白明熠跟在后面,把校服外套的拉链拉到最上面。校门口的路灯亮着,把地面照出一圈昏黄的光斑。有飞虫在灯下飞舞,一圈一圈的,不知疲倦。
白明熠往左拐,江维文往右拐。
“明天还留吗?”江维文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白明熠的脚步停了一下。他没有回头。夜风吹着他的头发,把他的前发吹起来,露出眼睛。他看着前面那条黑漆漆的巷子,巷口的路灯光照不到里面,里面是黑的,但再往前走一段,就会有一个拐角,拐过去之后,路灯就亮了。
“随便。”他说。
然后他继续往前走。他没有回头,但他知道江维文一定听懂了。他说的“随便”从来都不是“随便”。江维文知道。
巷子里很安静。他一个人走着,脚步声在墙壁之间回荡。墙头上那只猫不在,不知道去了哪里。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棉花上,软绵绵的,使不上劲。但他还是在走。
到家的时候,已经快十一点了。玄关没有灯,母亲的鞋不在门口。他换了拖鞋,走进房间,把校服外套脱了,挂在椅背上。短袖露出手腕上的绷带,白色的,在台灯下反着光。他把绷带拆开,看了看那道伤口。已经结痂了,周围还有一圈淡淡的红。痂是深褐色的,微微翘起,边缘有一点点白色的死皮。他用碘伏擦了擦,凉丝丝的,带着一股消毒水特有的味道。然后他重新缠上新的绷带,一圈一圈,不紧不松。
他坐在桌前,从抽屉里拿出那个笔记本,翻到最新的一页。上面写着“第八天”。他没有写新的数字,只是把笔放在纸上,停了一会儿。然后他在空白处写了两行字:
“今天开始教他化学。他说我跳步太多。”
写完之后,他看着这行字。他想起江维文说“我看不懂”时的表情——认真的,不掩饰的,没有觉得不好意思。他说“看不懂”,就像说“今天天气不错”一样自然。白明熠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看不懂”。他从来都是自己看,自己懂,自己消化。他不需要别人教,也没有人教过他。但江维文说“看不懂”,然后他就写了一遍,又写了一遍,写到他看懂为止。
他把笔放下,看着那两行字看了很久。然后他把笔记本合上,锁进抽屉。
关了灯,躺到床上。
窗帘没有拉,月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板上画了一个白色的长方形。白明熠看着那个长方形,看着它一点一点地移动。他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窗外的虫鸣还在叫,一声一声的,不急不慢。他闭上眼睛。
明天晚上,他还会留在教室。不是因为不想回家,是因为前排那个人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