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生活亮起了红灯,但政府并没有为他们开绿灯,该尽的义务一样不少。
当时的百姓,身上扛着三座大山。有田的要交田税,谁让你种了皇帝的地;没田的要交人头税,你的命不是爹娘给的,是皇帝给的,所以要交份子钱;什么都没有的总有力气吧,所以你得交苦力税(徭役),
想占政府便宜,门都没有。
于是失去了生活来源的海民,不但领不到失业救济,还要遭受高压盘剥,这就是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等级制度:皇帝像海皇,官员像鲨鱼,捕快像小鱼,而老百姓则像那可怜的虾米,摇着尾巴、心惊胆颤地游过一张张血盆大嘴。
他们于是绝望。要知道,他们本都是极善良极淳朴的百姓,他们素以善于忍耐和感恩而闻名。他们会很快忘记你给的一百记拳头,却将你给的一小个馒头记得是实实牢。
然而,他们还是绝望了。绝望之后,于是出离愤怒。
在这沉默的大多数中,已经有人站起。
他在大雨中伸直手臂,高举天空。
他将作大呐喊。
既然辛苦一年政府还说你欠他钱,既然这个丑陋的世界背弃了我,那就在告别前将它洗劫一空。
既然苟活而不得,那就,
干他娘的!
大不了一死,人过三十不为夭,但我死前一定得当个饱鬼。
于是民众开始觉醒,想世事原本如此,你视若草芥,它任你挥霍;你视若拱璧,它一毫不予,这就是他妈的生活。
于是当禁海令实施颁布之后,在每一个黑暗的角落里都闪烁着众多逡巡而动的眼睛,大家都等待着机会给欺压自己的贪官污吏下死手,让那些上流社会的鲜血从腐败的肚腩中流出来,洗涤这个没有希望的世界。
这个世界其实从不缺乏明白人,很多有识之士都看到了海禁政策引发的灾难,抗倭名将戚继光的老上司谭纶就直指海禁的荒谬:御之怠严,则其值愈厚,而趋之愈众。而福建巡抚许孚远更一针见血地在奏疏进言:“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
不知道哪个贤哲说过,好的问题未必就有好的答案,一个精辟的提问,往往带来平庸的回应。
虽然底下很多明白人,但嘉靖明显不明白,不想明白。
聪明人只反对愚蠢,愚蠢的人什么都反对。
自从宫女行刺事件发生,嘉靖开始怀疑一切,你对他百依百顺,他都怀疑你图谋不轨,公然反对他的政策,只会让他对你愤恨不已。
于是他对一切意见充耳不闻,后来被说的烦了,干脆跑进宫里,不再上朝,谁也没想到,他这一休假,就休了二十多年。
皇帝躲到深宫中休年假了,整个朝堂上拍板的没了,只剩下拍砖的了。
于是言官们胡乱进言,赞成海禁的,主张通商的,主战的,求和的……口水仗连天,唯恐语不惊人,却没一个干实事的。
上面不务实,下面肯定更务虚了。
明代小说家冯梦龙曾在《喻世明言》里写过个故事,两军阵前,倭寇把掳掠来的贫民百姓剃了头发,抹上油漆,假充倭寇。每遇厮杀,便推他去当头阵。
而那些百姓,见到官军自然大呼冤枉,纷纷求饶,可官军只管杀头领赏,哪理你真倭假倭,于是照砍不误,然后邀功请赏,而倭寇则继续掳掠,各取所需,互不打扰。二战时,西线上演静坐战,而这里上演默契战。
而那些壮大了的走私团伙,为了增加声势,同时也为了不连累家人(武装走私反抗政府,不用说都知道要灭族的),也纷纷冒充倭寇,而当地的政府官员,也怕自己治下民众造反(走私既造反)的群体性事件被中央知晓,维稳不利遭上头问责,也乐得将辖区内民不聊生官逼民反的现实说成倭寇作乱。
就这样,在各种不可复制的机缘巧合下,倭乱一发不可收拾。